本站原创关键词： 高校教师幸福感影响因素
教师的幸福是教师作为“人”、作为“职业人”和作为“教育主体”的完整的幸福，是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的统一。高等学校承载着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专业人才的艰巨任务，教师的幸福是教师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是事业有成的坚实基础，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教育追求的最高境界。关注高校教师幸福感，有助于教师自身的身心健康，而且有助于学生的成长进步，以及整个学校的健康发展，对于构建和谐高校具有重要价值。
1.研究对象与策略毕业论文
1.1研究对象。
选取江西财经大学、南昌大学科技学院、江西理工大学共3所高校正式在编专职教师进行调查，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187份，有效回收率为71.9%。其中男性107人，女性80人；未婚组97人，已婚组90人；年龄在25岁以下34人，25—30岁83人，31—35岁21人，36—40岁22人，41—50岁25人，51岁以上2人；理工类102人，文科类85人；无职称组8人，助教组73人，讲师组57人，副教授组34人，教授组15人。1.2研究策略毕业论文。
采用《综合幸福问卷》对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该问卷包括幸福指数和健康关注、生命活力、自我价值、人格成长、友好关系、利他行为、生活满意、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共10项内容［１］。经检验，该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2］［3］［4］。1.3统计浅析硕士论文。
使用Spss13.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t检验和方差浅析硕士论文。
2.结果2.1高校教师幸福感总体状况。
高校教师幸福指数得分（5.36±1.66）分，高校教师总体感觉比较幸福。
2.2不同性别、婚姻差异比较浅析硕士论文。
调查结果显示，女教师的幸福感水平显著高于男教师。未婚的高校教师在生命活力、利他行为、健康关注和友好关系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已婚的高校教师。2.3不同学科、职称幸福感比较（表1）。
研究结果表明，理工科教师生命活力和幸福指数得分显著高于文科教师（p<0.05），在负性情感得分上显著低于文科教师（p<0.01）。研究表明，高校教师幸福指数得分随着职称的上升而上升，教授的幸福指数得分明显高于助教（p<0.05）。比较发现，助教、讲师和副教授生活满意得分显著低于教授（p<0.05），正性情感得分显著高于教授（p<0.05）。副教授负性情感得分显著高于助教、讲师和教授（p<0.05）。在生命活力因子上，助教显著高于副教授和教授（p<0.05），讲师显著高于教授（p<0.05）。助教在健康关注上显著高于讲师和教授（p<0.05）。副教授自我价值显著低于无职称、助教和教授，讲师显著低于教授（p<0.05）。
注：学科a p＜0.05，b p＜0.01。职称c p＜0.05，d p＜0.01；与助教比较，e p＜0.05，f p＜0.01；与讲师比较，g p＜0.05，h p＜0.01；与副教授比较，k p＜0.05，l p＜0.01；与教授比较，m p＜0.05，n p＜0.01。
2.4不同年龄幸福感比较（表2）。
研究表明，不同年龄组教师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41—50岁年龄组在生活满意上显著高于41岁以下教师（p<0.05），在自我价值、人格成长上显著高于25—30岁、31—35岁及36—40岁教龄组教师（p<0.05）。25岁以下教师健康关注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教师（p<0.05）。25岁以下年龄组教师友好关系显著高于其他年龄教师（p<0.05）。在幸福指数维度上，25岁以下年龄组显著高于25—30岁、31—35岁年龄组教师（p<0.05）；41—50岁年组显著高于25岁以下、25—30岁、31—35岁年龄组教师（p<0.05）；36—40岁年龄组显著高于25—30岁、31—35岁年龄组教师（p<0.05）。注：年龄o p＜0.05，p p＜0.01；与25-30岁比较，q p＜0.05，r p＜0.01；与31-35岁比较，s p＜0.05，t p＜0.01；与36-40岁比较，u p＜0.05，v p＜0.01；与41-50岁比较，w p＜0.05，x p＜0.01；与50岁以上比较，y p＜0.05，z p＜0.01。
3.讨论
在性别上，高校女教师幸福感高于男教师，这与邱秀芳的研究结果一致［5］。理由是女性在家庭中女性教师要承担贤妻、良母、女儿、儿媳等多重社会角色，所以更愿意体验和表露情感。对大多数人来说，婚姻关系是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婚姻能减缓生活的困境、得到更多的情感和经济支持，从而婚姻能对幸福感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年龄变量上，36岁以上高校教师幸福指数高于36岁以下的高校教师。理由是36岁以下的教师大部分刚参加工作，职称、收入都较低，工作缺乏经验，处于适应教师职业的过程中，同时又面临家庭、事业发展等多重负担。30岁以上教师生活稳定，收入乐观，事业也具备一定基础，在工作中容易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些良好的因素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幸福感。
幸福指数随着职称的升高而增长。教授的成就较大，收入较高，物质和精神生活都较好。副教授正好处于上升阶段，他们努力争取晋升和提拔，虽历尽千辛万苦，但感到希望很大，因此难免产生更多的正性情感和负性情感。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教师的个人能力一时难以适应，担负巨大压力［6］。
参考文献：
［1］苗元江.心理学视野幸福［D］.南京师范大学，2003，5：87.
［2］苗元江，高红英.《综合幸福问卷》老年人群应用浅析硕士论文［J］.新余高专学报，2008，13（3）：23－26.
［3］郑霞.硕士研究生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D］.南昌大学，2007：18.
［4］苗元江.当代大学生幸福感调查研究［J］.青年探索，2007，4（4）：30-34.
［5］邱秀芳.高校教师主观幸福感的实证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1）：147-151.
［6］蔡莉.试论高校青年教师心理压力极其调控对策毕业论文［J］.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6，20（2）：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