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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日本韩国；人口老龄化；比较；启迪
1674—0351（2012）05—0108—07
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浪潮中，亚洲因其人口最多而引人关注。据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亚洲60岁以上的老人数量将以目前的338亿增至1227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由9％上升到23％。其中，东亚地区特别突出，同期将以112%上升到302%，速度快于西方同期以19%上升到32%水平。受人口出生率降低、平均寿命延长等因素影响，亚洲许多国家只要用20多年时间便走完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7%上升到14%这一历程。在日本，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在1970年和1994年跨过7％和14％这两道门槛，中间间隔24年。韩国在2000年成为老龄化国家，预计将在2022年老人比例超过14%；泰国的老人比例将在2000年到2025年之间以64%升至139%；中国的人口进展轨迹与此大致相似，2000年65岁以上老人比例超过7%，预计在202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35%。
2004年9月20日，由上海大学东亚探讨中心主办、日本高龄化社会综合探讨中心协办的“东亚人口老龄化与进展” 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研讨了人口转变所带来的少子老龄化等社会不足，以及如何推进健康老龄化，建立和改善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保持社会经济进展的后劲，成为战略性议题。
2007年10月16日，由中国人口学会、吉林大学主办，日本综合探讨中心和韩国保健社会探讨院低生育高龄社会探讨中心协办的中国、日本、韩国人口与进展国际学术会议在长春举行，三国人口老龄化不足再度引起关注。以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各国相继实现了人口转变，日本是最早实现人口转变的国家，其次是韩国，再次是中国。目前，中、日、韩三国面对的人口不足，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以日本来看，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生育率持续下降，“少子高龄化”不足突出，人口出现了减少的走势，面对着劳动力资源短缺等不足。韩国以20世纪60年始，实施了政府主导的家庭计划，进行了积极的人口制约。此后，生育率持续下降，在不久的将来，韩国人口也将出现减少的走势，相关不足更加突出。［1］
中日韩三国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三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变化主导着东亚的人口进展，所以，对三国的人口老龄化走势进行比较是有益的。
一、人口老龄化的走势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以1950-2050年，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最高为日本，其次是韩国（2000年以后，见图1）。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老龄不足最轻。因为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不足是相对于经济社会进展来说的，具有相对性和变异性。以图2、图3可见，中国和韩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非常相似。1950-1970年间，中国0-14岁人口比重略有上升，以1950年的335%上升到1970年的397%，之后开始持续下降，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161%。韩国在1950-1970年间0-14岁人口比重基本稳定在42%左右，之后也开始持续下降，预计到2050年将下降到138%。15-64岁人口比重的变化走势也呈现出相似的变化走势，中国15-64岁人口比重在1950-1970年间略有下降，1970-2010年间这一比重逐步上升，到2010年上升到最高点716%之后开始下降，到2050年将下降到61%。韩国15-64岁人口比重在1950-1970年间基本持平，1970-2010年间也呈上升走势，到2010年这一比重达到725%，之后又开始下降，到2050年将下降到556%。1950-2000年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重以45%上升到68%，而韩国以3%上升到71%，今后两国的65岁以上老年人比重都将继续上升。到205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上升到229%，韩国将上升到305%。
日本由于人口老龄化发生时间比较早，所以其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中韩两国有些差别。1950-2000年间，日本0-14岁人口比重呈持续下降走势而没有中国和韩国那样一段缓冲期，到2000年，日本0-14岁人口比重已经下降到146%。这段时间，日本15-64岁年龄段人口比重也相应地以60%左右上升到70%左右，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以49%上升到172%，上升幅度大于中国与韩国。2000-2050年日本0-14岁人口比重将继续下降，到2050年将下降到13%。15-64岁人口比重也将以2000年的682%下降到2050年的504%。（见图4）到2050年，其65岁以上人口比重也将高于中国与韩国，大约为365%左右。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到2030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将在历史上第一次超过0-14岁人口比重。而韩国大约在2020年实现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比中国早10年左右，日本早在2000年以前就实现了这一转变，比韩国早了20多年，比中国早了30多年。
1950-2000年间，世界的老龄化指数以24上升到33，亚洲的老龄化指数以19上升到29。①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世界平均老龄化指数将上升到106，是2000年的3倍多，亚洲的老龄化指数将上升至123，是2000年的4倍多。将中日韩三国的老龄化指数与世界平均水平和亚洲平均水平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上升幅度之大是很少见的。1950年中国的老龄化指数为22，到2000年上升到41，是1950年的2倍左右，到2050年将上升至186，将是2000年的4倍左右。1950-2000年间，韩国的老龄化以13上升到53，上升了4倍多，到2050年将上升至267，是2000年的5倍左右。日本的上升幅度就更为惊人了，1950-2000年间其老龄化指数上升了7倍多，到2050年，其老龄化指数将上升到326，也就是说到2050年，日本每一个0-14岁的少年儿童将对应三个60岁以上老人，这一数值将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倍多。（详见表1）
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历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事实是老年人口高龄化。1950年中国80岁以上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为40%，日本为52%，韩国为37%。到2000年，中国这一比重上升为89%，韩国上升为91%，日本上升为163%，将近中国两倍。在今后近半个世纪中，各国80岁以上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还将大幅度增加。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80岁以上人口占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超过20%，中国将达到233%，韩国将达到276%。而日本将超过30%，达到366%。日本的这一比重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了17个百分点。（详见表2）中日韩三国百岁以上老人的比重增加。2000年中国百岁以上老人为1万2千人，日本为1万3千人，韩国还不到1千人。到2030年，中国百岁老人的数量将增加到13万4千人，日本将增加到35万7千人，其增加速度大大快于中国。韩国人口基数小，但到2030年，其百岁老人数目也将增加到9千人。预计到2050年，中国百岁以上老人数量将达到47万1千人，韩国也将达到3万7千人，而日本将超过100万。（详见表3）到那个时候，日本将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百岁以上老人。如此巨大的百岁以上老人数量既是寿命革命的福音，又必定给家庭和社会赡养带来挑战。表2
二、人口老龄化的原因
2002年，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185%，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中国2003年的这一比例为75%，韩国2004年这一比例为82%。三国老龄化的突出特点都是速度快，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一般以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增加到14%所用时间来衡量。完成这一进程日本用了24年，一般预计中国将用27年，韩国将用22年。生育率下降是人口老龄化的最主要因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亚洲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以59下降到27，下降了差不多一半。在未来的半个世纪中，亚洲地区的总和生育率将继续下降到更替水平（21）以下。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高达62，70年代以后，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全面实施，中国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1980-1985年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6，到2000年以后，下降到18，低于更替水平。回顾历史，我国1970年代实现了快速的生育率下降,1980年总和生育率为275左右，下降了50%还多。国外称之为“人口学之谜”。谜底有二：一是群众有节制生育的愿望。降低非意愿生育率是很多人的共同愿望，这在50年代初就有了呼声。二是社会主义特有的政权体制显示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和制约功能。到198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出现了比较显著的反弹和波动的特点。到1990年代，生育水平结束了多年的徘徊，开始新的下降。
在实践中，我国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政策生育格局，政策生育率147。（1）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四川等6省、市的农村基本实行汉族居民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2）除上面陈述的6省、市外，对农村居民有5个省、区规定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有19个省、区规定第一个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3）有26个省、市、区规定夫妇同为独生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其中有5个省（不含上面陈述的农民普遍生二孩的6个省）还规定农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间隔几年可以生育两个孩子。（4）各地条例还对少数民族、残疾、再婚、归侨、特殊职业等各种情况作出具体规定，可以生育两个或更多孩子。
根据多家估计，目前绝大多数中国家庭普遍的生育数量意愿是平均来看不会超过2个孩子。不要孩子和想要更多孩子的家庭都是少数。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农村，也有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上世纪90年代两次调查比较：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家庭经济和生育探讨”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65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9左右。1997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全国人口和生殖健康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城市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56左右，农村妇女平均期望生育数为180左右。上面陈述的调查以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同一个结论：90年代以来多数群众的意愿生育水平并没有超过2个，而且有继续下降走势。因为出现更多丁克家庭、晚婚晚育率上升以及高龄产妇增加，等等。
2002年4-10月，国家人口计生委宣教司和北京零点集团合作，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全国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调查对象主要分布在20-49岁（占被调查对象732%）。结果发现，城乡居民生育近况平均为153个孩子，其中农村居民平均为182，城市、小城镇居民平均091。表4
韩国的生育率的下降与中国非常相似。20世纪50年代其总和生育率也高达54，由于战后生育高峰的影响，1960-1965年间上升为56。但是20世纪60年始推行的人口制约政策对生育率的下降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到1980-1985年间，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2，略高于更替水平。日本的情况与中国和韩国有所不同。由于日本的现代化早于中国和韩国，生育率下降比较快速，1950-1955年间，总和生育率为28；1950-1960年间，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0。1955-1975的20年间，总和生育率基本维持在2左右，之后继续下降。到本世纪初，其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3。（详见表5）
随着生育水平以高到低的转变，死亡率的下降尤其是高年龄组死亡率的下降在人口老龄化中的作用也越来越显著。尤其是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低生育水平已经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其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主要是由于老年人口死亡水平的降低。在上半个世纪中，中日韩三国的出生预期寿命都大大延长。其中，中国增幅最大，以408岁增加到71岁，增加了30岁左右。韩国以475岁增加到755岁，也增加了28岁。由于日本的起始水平为639岁，远远高于中国与韩国，所以增幅没有中国和韩国那么显著，其出生预期寿命以639岁增加到816岁，增加了18岁左右。而同期世界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增加了19岁左右，亚洲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增加了23岁左右。应该说中国与韩国的出生预期寿命增幅是相当大的。以增加速度来看，中国在本世纪上半个世纪出生预期寿命的增加速度快于日本与韩国。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预测，到2045-2050年间，中国、韩国与日本人口的出生预期寿命分别增加到767岁、822岁和881岁。（见图6）同期世界与亚洲平均出生预期寿命也将增加为743岁和76岁。中国的水平与亚洲平均水平差不多，而日本韩国大大高于亚洲平均水平。
在2007年10月的长春会议上，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不足探讨所探讨员佐佐井司在“日本少子高龄化近况及未来展望”论文中采取日本最新的统计数据，浅析了日本人口增加影响因素。以出生率角度看，2005年日本总和生育率是126，各年龄别或分孩次的生育呈现低水平。深一层看，日本未婚人口的比例上升降低了生育率，日本 50岁未婚人口的比例快速增加，50岁未婚人口中男性占16%，女性占7%。同时，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逐渐推迟也是重要理由。总之，日本少子化、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是晚婚、未婚、离婚比例上升及生育年龄的推后，还有整体的高学历化、社会工作生活方式的转变等。以死亡率角度看，与其他国家不同，死亡率对日本人口今后的影响非常重要。对日本人口的预测表明，日本人口金字塔的形状由以前的基座大顶尖小，变为中间层青壮年人口数逐渐减少。50年后，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40%以上。
韩国保健社会探讨院探讨员鲜于惠在“韩国低生育水平及对策”报告中指出，2005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达到108，2006年为113，低于日本。韩国生第一胎时育龄妇女的平均年龄超过30岁，高的未婚率和初婚年龄提升是低生育水平的主要理由。韩国年轻一代的价值观正在发生转变，仅有71％的未婚男性和491％的未婚女性对结婚认可，这也导致生育水平的降低。韩国未满25岁育龄妇女平均有21名子女，25-29岁结婚的育龄妇女平均有193名子女，30-34岁结婚的育龄妇女平均有137名子女。随着初婚年龄的提升，育龄妇女的生育年龄也在提升。低生育水平的社会经济理由是家庭经济收入不稳定。韩国在金融风波后失业率不断增加，这对家庭生育第二胎有直接的影响。生育的机会成本上升，韩国妇女如果要孩子就得放弃工作，在生育和工作中二选其一，这是女性不愿生育孩子或要第二胎的重要理由。随着25-29岁女性社会经济活动参与率的大幅度提升，家务、养育子女由谁来承担也成为不足。韩国的经验表明，公民的生育决策属于有限理性检测定下的条件决策和经验决策方式，即生第一胎后考虑到子女的教育费、养育费过高，因而放弃生育第二个孩子。出生婴儿健康水平的恶化（死产、流产等），也是人口减少的理由。［1］
三、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以人口学的角度说，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主要反映在老年人口的负担系数上。根据联合国数据，以总负担系数来看，1950年韩国的总负担系数最高，为808%；日本其次为676%；中国为613%。到2000年，中日韩三国的总负担系数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下降到463%，日本的总负担系数与中国非常接近，为466%，而韩国则降到低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平，为389%。在这段时间中，中日韩三国总负担系数的动态变化是不一样的。中国在1950-1975年间总负担系数呈上升走势，之后持续下降；日本人口的总负担系数是先下降到1975年的较低的水平，之后基本保持不变；而韩国的总负担系数是持续下降的，所以韩国总负担系数以1950年三国中的最高下降到2000年三国中的最低水平。2000-2050年间，中日韩三国的总负担系数都将大幅度回升。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总负担系数都将回升至1950年的水平，而日本的总负担系数将达到98%，远远高于1950年的水平。尽管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总负担系数与1950年的水平差不多，但总负担系数的构成却将发生极其深远的转变。中国1950年总负担系数90%左右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的，到2000年仍有80%左右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但到2050年总负担系数中的60%将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韩国的情况与中国相似，1950年总负担系数90%以上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到2000年仍有70%以上是由少儿负担系数构成，但到2050年70%左右将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日本的变化更为显著，1950年总负担系数中老年负担系数仅占10%左右，但到2000年老年负担系数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半。到2050年，日本的总负担系数将有70%以上由老年负担系数构成。
总负担系数构成的变化主要缘于老年负担系数的不断增加。根据联合国人口司的估计，中日韩三国的老年负担系数都大幅度增加。1950-2000年间，中国的老年负担系数以73%上升到10%，韩国以54%上升到99%，而日本则以82%上升到252%，上升幅度远大于中国与韩国。到2050年，中国的老年负担系数将上升到375%，韩国将上升到547%，而日本将上升到724%，成为仅次于西班牙（74%左右）的世界上老年负担系数第二高的国家。
潜在抚养比（Potential Support Ratio）是老年负担系数的倒数，是形容经济活动人口与需要供养的老年人口之间数量联系的另一种说法，计算公式为：潜在抚养比=15-64岁人口数/65+人口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世界平均潜在抚养比以116下降到91，下降了约20%。中日韩三国的下降幅度都大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以138下降到10，下降了27%左右，韩国在1950年时潜在抚养比最高，为184，但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跟中国差不多的水平，下降了45%左右。日本在1950-2000年间的下降幅度是最大的，其潜在抚养比以1950年的122下降到2000年的40，下降了67%，远远超过中国与韩国。在未来的50年中，中日韩三国的潜在抚养比都将继续下降到3以下，到2050年中国的潜在抚养比将下降到27，韩国将下降到18，日本将下降到14，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父老抚养比（Parent Support Ratio）是指每一百个50-64岁老年人所对应的85岁以上老年人的数量。当85岁以上人口达到高龄的时候，其子女们也将达到50-64岁。由于人们的预期寿命越来越长，他们患慢性病的机率也越来越大。由此越来越多的年龄较大的成年人将必须照顾他们体弱多病的高龄老年父母或亲戚。于是人们找到了一个反映这种走势的指标：父老抚养比。这一指标只能作为一个较粗略的反映家庭抚养系统的指标，因为分子分母所对应的人口不一定具有血缘联系。
2000年，中国和韩国的父老抚养比约为24，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2），日本则为82，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到2025年，中国与韩国父老抚养比的变化幅度都不是太大。中国的父老抚养比将上升到4，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韩国的父老抚养比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达到66。但到2050年中国与韩国的父老抚养比都将急剧升高，中国将达到152，韩国将达到27。而日本的父老抚养比在此期间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到2025年日本的父老抚养比将上升到285，到2050年将上升到57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多，届时日本将拥有世界上最高的父老抚养比。
全球老龄化对全球繁荣的挑战是一个普遍的、空前的和潜在的不安定因素。全球大部分地区将经历相似的进展历程，在未来岁月迈入“银色经济”。国际战略探讨委员会的全球老龄化探讨机构发表报告称，亚洲社会的老龄化进程要大大快于欧美国家，与老龄社会息息相关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等重要环节现在普遍薄弱，亚洲国家亟需革新现有的社会保障机制。当前的财政情况对保障基金的承受能力显著不足。以韩国和日本为例，韩国政府在退休金方面的支出占GDP比例将以2000年的24%上升到2050年的105%。日本预计在2025年以事劳动的人口与享受退休金的人口比例将以现在的4∶1上升到2∶1，日本政府设立公共养老基金所承受的压力更加沉重。［2］
2005年10月，在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第35届年会上，有专家指出：人口老龄化将使亚洲在未来几十年间面对严峻挑战，如不采取相应措施，势必成为影响地区经济进展的重要因素。首先，随着人口老龄化，退休人员数量将逐年上升，养老不足日益突出，养老金制度需要大力改善，需要采取措施解决养老金的来源不足，以便负担不断增加的退休人员。其次，东亚的青壮年人口比例正在下降，如果这一地区的经济不以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其增加速度将有可能减缓。
中国的挑战则更为复杂，除了养老金和医疗的社会保障不足，还有独生子女时代必定提出的老年照料的儿女支持不足，老年孤独的精神赡养不足，等等。
四、人口老龄化的应对
经济社会的现代化是推动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力量。2007年10月的长春会议认为，中日韩三国人口指标变动开始的先后次序与三国经济进入快速进展期的先后次序相同，变动发生的相差时间相隔也大致相同，总的变动走势也大体相同。这表明经济进展是决定三国人口变动的内在力量。三国的人口转变和人口老龄化遵循着相似的规律。所以，总结和借鉴东亚文化背景下韩国和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认识和政策举措，对于人口老龄化大国的中国有特别的作用。首先，“少子（女）高龄化”现象是中日韩三国，也是亚洲各国今后都要面对的共同挑战。将持续的生育率下降和持续的人口老龄化结合起来认识对待不仅是一个基本的认识策略，也是一个重要的解决路径。换言之，生育不足不是单纯的生多生少的不足，还联系到晚年的保障和老年的安全，所以统筹解决人口不足必须将生育制约和老年安全放在“少子（女）高龄化”的框架里深思，才能找到人口进展的出路。
其次，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表明，越是及早对“超低生育率”的潜在危害保持清醒的认识，未雨绸缪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应对，越是能够争取到人口健康、协调、持续进展的战略机遇。借鉴日本和韩国的经验，中国必须尽早讨论清楚什么是“适度的低生育率”，并在政策和制度上及早安排“实现适度低生育率的路径选择”，这对于在战略上应对21世纪逐渐严峻的老年人口高龄化挑战极其重要。
再次，日韩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回调生育率需要时间上的提前量，需要高度关注“适度低生育文化”的建设战略。日本对少子高龄化采取的对策，包括恢复生育水平、增加国际人口迁移等综合性措施。在经济合作与进展组织国家中，韩国的总和生育率最低，韩国对超低生育率作出的反应是明确和快速的。2005年9月，韩国制定了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法；2005年11月，设立总统直属的防止低生育高龄化社会委员会；2006年7月，又制定了低生育高龄社会基本计划。日本和韩国对“超低生育率不足”的敏感性和所作出的快速政策回应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在中国对于继续改善人口政策和生育政策已经给予了高度关注，但重要的是行动。
最后，要继续推进推动老年进展和保障的公共政策建设。生育不足和老龄不足的综合治理既是政府有效推动的结果，也是公民社会共同关注和参与的产物。注释：
①老龄化指数是指每100个0-14岁人口所对应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计算公式为：老龄化指数=60岁以上人口数/0-14岁人口数*100。
参考文献：
［1］傅苏,王晓璐中国、日本、韩国人口与进展国际学术会议综述［J］人口学刊,2007(6)
［2］陈辅,章文峰进展威胁“银色经济”将主导亚洲［N］国际金融报,2001-08-28.
［责任编辑 刘 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