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信任；社会网络；社团参与；网顶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
一般认为，人际关系、组织（单位）、道德、法制等约束是信任产生的保障机制。在过往信任研究的历史发展中，从社会关系结构或制度出发研究信任的西方社会学家也确实大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不同种类的社会信任基于关系和制度进行区分。例如，根据信任纽带关系不同，山岸等人将社会信任分为两种：一为存在于人际关系中的保障性信任；另一为对外在社会体制的信任而产生的一种对人的基本信任。{1}米斯兹塔尔（Misztal）则认为，社会信任可以沿着从人格化到抽象这样一个连续统排列。{2}一些具体的研究也揭示了不同的信任之间存在着互补促进而非对立排斥的关系，如什托姆普卡（Sztompka）在其《信任：一种社会学的理论》一书中分析波兰社会变革前后社会信任的急剧下降和逐步恢复时指出，一个社会建立在历史和文化基础之上的信任会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而受到侵蚀和损害，但是当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制度和结构不断建立之后，一种新的关于制度的信任就能产生，并且最终导致原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重新恢复和不断增强。{3}王（Wong）也提出了制度信任和个人信任是相互加强促进的观点，认为制度是嵌入在人与人的关系网络之中的，因此人们对制度的信任源自于人们在交往中对所建立的关系的信任。{4}王的这一观点意义在于其不仅为进一步研究关系信任和制度信任开辟了新的中间思路，同时提出社会网络作为信任载体的存在。实际上，自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在《经济行为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中从“嵌入理论”出发，认为在经济活动中行动者嵌入于具体的人际关系和网络之中，使行动者之间产生的彼此的信任感，就能有效地阻止各种互相破坏、互相欺诈行为的发生，从而维持了经济秩序，同时也降低或节省了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概念被大量引入信任研究，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信任提供了优质的分析工具。{5}从方法论角度，受格氏“嵌入理论”的影响，西方新经济学家不仅从社会信任角度对“经济秩序如何可能”的问题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研究了社会信任的基础，提出了“网络嵌入论”。“网络嵌入论”强调了行动者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嵌入是社会信任产生的基础，它也是从社会关系结构的角度去解释社会信任的基础。社
摘自：本科论文www.shuoshilunwen.com
会网构筑于制度基础之上，它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关系，如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网络系统就是由传统的道德规范这一内在制度来维系的。在布斯肯斯（Buskens）看来，如果行动者经常交流其他行动者的可信任性，那么，行动者会限制不信任方式的行动；更重要的是，如果行动者经常了解到其他行动者的信任行为，那么信任将在行动者之间发展出来，正是通过这些机制，社会网络促进了社会信任的生成。{6}杨中芳（C.F.Yang）则认为，在社会交往中，关系网络的主要功能在于它保证了交往各阶段所需要的信任，关系意味着相互的义务，而义务感会使人做出值得信任的行为，回报性的义务是关系的核心因素，一个人如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他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而且可能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失去关系网及其中所包含的社会资源，既然关系中蕴涵的义务对个人行为有如此大的制约作用，那么，信任的建立就可以通过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来实现。{7}在社会资本理论学者眼中，公民对正式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社会网络的参与，会提高他们之间的信任程度并培育互惠互利的道德规范，从而增强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通过这些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社会网络，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道德规范（比如信任），同一共同体内的公民可以更有效率地组织集体行动，来解决他们共同面临的公共问题，并对政府施加影响以保证这些问题的解决（Coleman，1990；Putnam，2000；Putnam et al.，1993；Fukuyama，1995；Brehm & Rahn，1997；Hall，1999；Krishna，2002；Knack，2002）。
必须指出的是，帕特南（Putnam）在研究意大利的制度时，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信任问题的。{8}在他看来，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项重要内容，它与社会资本的其他方面，诸如社团的参与息息相关。根据帕特南的观点，社会信任能够从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些网络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的；既有横向的，也有垂直的。帕特南更强调横向的网络在建立信任中的作用，而认为垂直的网络无论对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与合作。同时，横向的网络参与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即公民参与网络会增加博弈的重复性和各种博弈之间的联系性。另外，公众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的信息的流通。他写道：“信任与合作，依赖于人们对潜在伙伴的以往行为和当前利益的真实了解，而不确定性则强化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因此，检测设其他条件相同，参与者之间的交往（直接的或间接的）越多，他们之间的互信就越大，合作也就更容易。”{9}
帕特南的论断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情况呢？在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下，纵向网络和横向网络在信任的建构中究竟起着何种作用？这是本文试图探究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2009年7月由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兰州大学、吉林大学等8所高校共同完成的“中国八城市社会网络与求职经历调查”（JSNET2009）。该调查在长春、广州、济南、兰州、上海、天津、厦门和西安8城市采用多阶段系统抽样的方式抽取18～69岁有过非农职业经历者进行问卷访谈。本次调查每个城市的抽样方案是一致的，首先通过分层抽样方式选择城市的区和居委会，选定居委会后，使用地图法获取家庭户的抽样框，然后随机抽取被调查户，入户后选取生日最接近7月1日者进行调查。调查在2009年7～8月完成。每个城市平均抽取30～50个居委会，每个居委会中抽取了20个调查户，每户抽取一名被调查对象。中国大城市社会网与求职调查共获得7 102位在18～69岁有过非农工作经历的居民样本。调查问卷的内容共分A、B、C、D、E和F等6个部分。F部分的问题又分为甲卷和乙卷。除厦门市外，其他7个城市在调查时，每个居委会的20个调查户中10户回答甲卷问题，另10户回答乙卷问题，即第1、3、5、7、9、11、13、15、17、19户回答甲卷，第2、4、6、8、10、12、14、16、18、20户回答乙卷。本项研究中有关信任的问题在问卷的F部分乙卷，所以这一部分的实际样本数是3 657。按照什托姆普卡的定义，“信任就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10}点明信任涉及两个方面的行动者，即信任者和被信任者。我们先看被信任者的情况，即在人们所交往和接触的人中，哪些人能被人所信任，哪些人不能被人所信任。在本次调查中，我们用了13个指标来测量居民的信任度，即对家人、邻居、市场上的商人/写卖人、外地人、居委会干部、政府、、医生、国内广播电视报刊上的新闻、法官/法院、科学家、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我们将信任程度分为4个等级，请被调查对象分别回答对这13种信任对象的信任程度，即“完全信任”、“较信任”、“不太信任”、“根本不信任”，且根据所示信任度的高低，分别记作4分至1分。
我们先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居民信任度的13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再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共得到3个信任因子（详见表1）。
我们将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普遍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和“制度信任因子”。先来看前两个信任因子。普遍信任包括市场上的商人/写卖人、外地人、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等四个项目，同时特殊信任包括家人、邻居两个项目。
关系信任结构可以区分为特殊主义的信任与普遍主义的信任。考察帕森斯（T.Parsons）与希尔斯（E.A.Shils）关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定义不难发现，两种信任的区分在于，支配着考察对象彼此取向的标准依赖还是不依赖存在于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所谓特殊主义信任就是凭借与行为者的特殊关系而认定行为对象身上的价值至上性，而普遍主义信任是独立于行为者与行为对象身份上的特殊关系。韦伯认为，特殊信任是以血缘性社区为基础，建立在私人关系和家庭或准家族关系之上。普遍信任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他认为中国人信任行为属于特殊信任。特殊信任的特点是只信赖和自己有私人关系的他人，而不信任外人，更不用说信任制度了。韦伯的这一论断后来又被福山进一步引用和扩展。福山认为，传统中国的家族主义文化强调和重视家庭、亲戚及血亲关系，将信任家族以外的人看作是一种不可允许的错误。{11}中国人所相信的人就只是他自己家族的成员，对于外人则极度不信任。由韦伯和福山的论述来看，中国人的信任本质上是一种“血亲关系本位”的信任，因而难以扩展到血缘关系之外的其他人群之中。姑且不论二者观点客观与否，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一个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信任结构由以特殊主义的信任结构为主导，向特殊主义信任结构与普遍主义信任结构两者间的相互渗透，再向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占主导的方向来发展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信任因子，该因子包含的对象包括：居委会干部、政府、、医生、国内广播电视报刊上的新闻、法官/法院、科学家。现代性社会中生存的个人对制度寄以无限希望与信任乃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其一是个体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空前复杂的社会结构与权威的空前乏力，从而希望通过制度实现对复杂社会现象的有效控制；其二是社会抽象系统及其承诺的出现，由于社会抽象系统的承诺本质上是制度性的承诺，因此对抽象系统的信任实质上等同于对制度承诺的信任。信任作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关系在现代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代社会，正如马尔库塞所揭示的，由于工具理性遮蔽价值理性，现代社会中“单向度的人”爆发严重信任危机，个人逐渐表现出对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复杂社会控制的乏力。{12}上述现象迫使人们将目光转向外部，希望护庇于一个基本公正的制度体制，期望这个制度体制能够给予自己存在的安全感与可预期性承诺，重建对这个世界的信心与信任。吉登斯提出现代社会具有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脱域特质，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
摘自：毕业论文前言www.shuoshilunwen.com
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实现了社会信任的现代性转型，正是这种特质，使得社会成员相互交往方式发生了由“在场”到“缺场”的重大改变。{13}前现代社会的承诺除去血缘纽带的依托，还有须凭据当面、在场熟悉了解，同样，以熟人社会所共有的群体、风俗、习惯作为有效监督制约更是不可或缺。因而，对这种承诺的可预期性与可信性，在实质上是对传统熟人社会交往类型的特殊信任。而现代社会时空分离的非当面-在场交往，则使得传统的承诺及其监督制约机制失去了有效性。因而，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具有高公信度的交往媒介，及对承诺拥有权威性的监督制约机制以确保承诺的可信性与可合理预期性。在一定意义上，以时空分离为特点的现代性社会信任，正是与现代性制度相联系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人们对非当面承诺的信任，在根本上是对这个抽象所代表的那种制度及其承诺的信任，正是这种制度性承诺才使得生活在现代性多元开放社会中的个人，获得某种可以依赖的客观性根据，行为具有可预期性，进而拥有安全感。现代性多元开放社会中的信任，深深植根于这种现度性承诺的可信任性，与个人承诺及个人承诺的可信任性的交互作用，构成现代性社会的现实信任关系。{14}根据受访者对13种信任对象的回答赋值（即从4分表示“完全信任”到1分表示“根本不信任”），计算其平均值（详见表2），我们可以发现：特殊信任的信任度最强，其平均值从3.882至2.918分之间，表明受访者对这些对象都是回答“完全信任”或“比较信任”；制度信任的信任度次之，其平均值在3.171至2.802分之间，表明受访者对这些对象回答集中在“比较信任”；而普遍信任的信任度最低，这些都是不具有稳定社会交往关系的人（如市场上的商人/写卖人、外地人、陌生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其分值在1.563至2.556之间，表明受访者对这些信任对象的回答属于“不太信任”。这也证明了以往关于中国人信任的研究结论——中国人所信任的其他人仍以与自己具有血缘家族关系的家庭成员和各类亲属为主，其中家庭成员得到的信任程度最高。我们注意到制度信任名下的七个项目得分都非常的高，这种信任，在高度现代性的社会里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持续的状态，是在面对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以及在具体互动情境中代表这些抽象系统的个人）时，对自己无所知晓的运作规则有充分的信心，确信这些规则本身是正确的，可以依赖的，所需确定的知识运作过程是合乎规则的。在现代性状况之下，人们前所未有地从既有的专家系统中获得保障。面对彷佛一成不变地存在的专家系统，人们当然会遇到挫折，也会有怀疑或敌视的态度，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日常生活里“视若当然”的态度和抽象系统取得了很好的共生共存，大大增进了后者在操作上的有效性。
三、研究发现
以上我们探讨了我国城市居民三种类型的信任，即制度信任、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那么，哪些因素影响这三个方面的不同信任呢？我们分别以转换后的制度信任因子、普遍信任因子和特殊信任因子为因变量，以社团参与及拜年网指标、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为自变量（详见表3）进行回归分析。在这里，性别、政治面貌、户口类型为虚拟变量，文化程度我们对原有的选项进行归并处理，文化程度定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本科及以上等五个级别。在我们所建立的三个模型中，模型A拟合度稍好，可以解释3.8%的方差，模型B和C的拟合度较低，分别为
2.1%和3.6%。本项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第一，性别对于三种信任都有影响。女性在制度信任方面高于男性，而男性在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方面均高于女性。由于信任是一种带有风险的行为，所以对越不确定关系的对象产生信任，潜在的风险就越大。男女对待三种信任的态度差异实则反映了在面对风险时的心理差异，一般认为其中既有性别本身所致的生理心理差异，也有社会、社区、家庭等客观外界观念的潜在影响。王绍光和刘欣藉由相对易损性（相对易损性=潜在损失的绝对值/潜在受损者所拥有的总资源）从人际信任的理性的角度出发，认定我国女性在信任方面的心理阈值高于男性，以及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对于权威比男性更加信任和服从。{15}第二，政治面貌对于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有影响，党员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得分均高于非党员。在中国现有体制下，党员也是一种重要的身份，党员比非党员通常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因此他们的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也高于非党员。
第三，年龄对三种信任都有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对三种信任的影响均有统计显著性。同时，年龄较小者的普遍信任及特殊信任的水平较低，随着年龄的增长其水平有所上升，到中年达到最高点，之后又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下降。
第四，教育程度对三种信任有影响。教育程度对制度信任的影响反映出本科及以上学历相对于小学及以下学历制度性信任得分较低，相对普遍信任和特殊信任得分较高，大专学历在制度信任方面也有较高得分，而初中、高中学历相对小学及以下学历均不显著。
第五，户籍对制度信任及普遍信任有影响。户籍项目上表现为本市常住户口较非本市常住户口无论在制度信任还是在普遍信任上都得分为低。非本市常住人群即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外来务工人员群体在城市中属于弱势群体，他们在制度信任和普遍信任方面显然低于城市居民。
那么，作为本项研究主要预测变量的横向网络和纵向网络对三种信任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在研究中我们先用5个问题测量居民的社团参与程度：（1）你是否经常参加同乡、校友、战友聚会？ （2）是否经常参加居委/物业组织的会议/活动？（3）是否经常参加宗教聚会？（4）是否经常参加兴趣群体的活动？（5）是否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这5个问题的答案都设有6个选项（“经常参加”、“较经常参加”、“一般”、“较少参加”、“很少参加”和“从未参加”），根据所示的参与程度依次分别记作5至0分。我们运用主成分法对测量居民社团参与的5个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得到1个 “社团参与因子”。
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可知社团参与对制度信任及特殊信任的正向影响有统计显著性。同时，社团参与对普遍信任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
我们再来看看纵向网络对信任的影响。在回归模型中我们用受访者春节拜年网的网顶测量其纵向网络。数据表明，网顶对于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均无统计显著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网顶对于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没有统计显著性，但却对普遍信任具有统计显著性。
四、结 语
以上分析表明，作源于：毕业总结范文www.shuoshilunwen.com
为横向网络指标的社团参与能够更好地增进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但社团参与对普遍信任的作用不明显。而作为纵向网络指标的网项能够增进普遍信任，但对制度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不显著。科尔曼认为，社会生活中委托人是否采取信任受托人的行为取决于三个因素：受托人守信概率P（Possibility）、可能的损失L（Loss）以及可能的收益G（Gain）。在委托人做出信任（或不信任）决策之前会首先比较P/1-P和L/G，如果P/1-P>L/G，即守信概率与失信概率之比大于可能的收益与可能的损失之比，委托人会采取信任行动；反之则采取不信任行动。由于现实社会中的委托人不可能获得充分信息判断P、L和G，从而导致信任本身是一种冒险行为（科尔曼，1990）。{16}面对这种失信的风险，委托人的自身承担风险的能力也就变得十分重要了。我们的研究表明，受访者参与的社团越多，他就能够更多地承担特殊信任和制度信任的对象失信也造成的缺失，也就是他们赋予这些对象的信任程度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受访者春节拜年网中的资源越丰富（网顶越高），他对联系较少的弱关系（普遍信任的对象）的信任程度也就越高。
按照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真正能够增进社会信任的参与横向关系的社团，而不是纵向的庇护关系。因为只有在平等的互惠关系中才能建立起信任。本项研究中的发现却表明，作为横向网络的社团参与并不一定能够增进普遍信任，相反，作为纵向网络的网项却能够促进普遍信任。这与帕特南的理论不一致。究竟是文化的差异导致这一结果，还是指标的操作化有待推敲，现有的数据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加以探讨。
注 释：
{1}Yamagishi，Shinrai：“Shinka Geimu to Hirakareta Shakai no Kiban，The Structure of Trust：the Evolutionary Games of Mind and Society”.Tokyo：Tokyo University Press，1998，pp.36-37.
{2}Barbra A.Misztal：“Trust in Modern Societies：the Search for the Bases of Social Order”. M. Cambridge：Polity Fress pp.10-11. {3}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5页.
{4}Wong，S. L.：“Chinese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trust”. In G. Hamilton （Ed.） Business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Centre of Asian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1.
{5}Granovetter，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Vol.91.
{6}Buskens，V.：“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rust”，Social Networks，1998，pp.20.
{7}杨中芳，彭泗清：《中国人人际信任的初步探讨》，《第一届华人心理学家学术研讨会论文》，台北，1995年5月。
{8}Putnam，Robert，Robert Leonardi &Raffaella 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33-34.
{9}Putnam，Robert，Robert Leonardi &Raffaella 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75-78.
{10}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74页.
{11}Fukuyama：“Trust：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p.29-31.
{12}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46页.
{1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52页.
{14}林滨：《从关系向度到制度向度——信任达成趋势的理论探讨》，《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15}王绍光，刘欣：《信任的基础：一种理性的解释》，《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16}Coleman，J.S.“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pp.110-111. [3]
源于：论文怎么发表www.shuoshilun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