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当代；教学模式；探讨
中图分类号：G64
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I)12-173-02
一、无可替代的精神属性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中华民族文化和民族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相关教育是中国人性重要保障，它对大学生人文素养和审美能力的形成和提升有重大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具有一定精神意义上的“民族性”，它的教育决不局限在各种课堂上，而是全民族必须担当的文化责任，也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难题。特别是在精神物化倾向已引起我们警惕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能够最大限度地帮我们寻回和保持灵魂的安宁，它昭示着人们的道德高标，是民族的审美简史，也是典籍之中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有着含蓄蕴藉的人生意味。1 道德高标。“道德”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贯穿性主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深沉叮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铿锵誓言，“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生动图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道德高度，都在推己及人的神圣深思中传承下来，并将传承下去。
2 审美简史。文学经典中一以贯之的“穷达观”深刻影响了甚至标定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审美取向和人生抉择。“屈子袭兰芷之奇芳，怀琬琰之丽质，抱匡济之高志，遭流放之幽忧，行吟荒泽，眷念宗邦。其自已之情，与无可告愬之语，一托于文辞以见。遂能乘风人之续，开辞家之宗，而为百代之仪表焉”。从《诗经》对庞大青铜礼器的歌赞到魏晋山水诗与唐代田园诗的脱胎，再到宋人为一块端砚半亩方塘而生出的哲性低吟，无不标志着传统士人思想的转变；文学经典女性审美理想也一变再变，从具体作品中亦不难看出女性审美标准从“德言容功”到“琴棋书画”的重心转变；即使是看似不起眼的中唐大历诗风也显示了唐人与政治兴衰密切相关的从宏大到纤巧的审美流变。
3 人生意味。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相关时代的生动镜鉴，单是从一部《诗经》就可寻到先民人生华彩的各个章节。“听到‘关关雎鸠’的鸟鸣，就引发了对‘窈窕淑女’刻骨铭心的相思；看到‘蟋蟀在堂’的场景，便生发出‘岁聿其莫’的时光流转的悲凉；田间劳作，描绘的是秀野上‘薄言采之’、‘薄言掇之’的劳动畅快；战场厮杀，抒发的是内心里‘修我戈矛，与子同仇’的慷慨豪迈；乡人聚会，是‘朋酒斯飨，日杀羔羊’的欢天喜地；宗庙祭祀，则成了‘惠我无疆，子孙保之’的庄严虔敬。男女相约，记录着‘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的活泼与俏皮；夫妻对话，表现出‘女曰鸡鸣，士曰昧旦’的诙谐与幽默。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歌声即存活。’正是在远古先民的歌唱中，诗深入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深处，形成了中国古代以诗为核心的文化风范”。可见，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尤其是那些抒情性十分强烈的文学经典仍是我们灵魂的天籁，它让我们保持清醒、从容，并一步步走向完美。
4 历史叙事。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是对中国人人生经历和思想经历的忠实记录，虽然论文格式范文正史，却始终背负着与史家参考的人文使命。文学史上有“诗史”之称的并不只有历来为人称诵的杜诗，白居易、杜苟鹤和更多将历史写进文学的诗人诗作都可补史之不足。就连《长生殿》与《桃花扇》这样于舞台上常演不衰娱乐大众的戏曲作品也都取材于史实，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历史，孔尚任更是直言自己的作品是在“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源，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学素材。《水浒传》、《三国演义》直接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据一些历史事实展开。而《警世通言》中依托历史事件或检测托为历史掌故的竟占2／3。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不但是中华民族精神财富的直接载体，也是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客观表达，而大学中文学科的基础课程中也从没少过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讲授与传播。但由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产生的时代与今天相距较远，其具体教学难免会遇到诸多困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当代教学就应该首先强调其无可替代的精神属性，并全面探寻其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经典能够真正地被现代人接受，并能够切实地为时代怎么写作。
二、现代转型的可能路径
为了实现“古为今用”的伟大理想，多年来我们已做了很多有益尝试，比如，在对学生进行传统经典教育的过程中引入教改理念，在重视对象因材施教的同时强化该课程的思想性与实用性；持续进行新路径、新策略毕业论文的探究，使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坚定自己的立场、调整自己的角度、重塑自己的形象，进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和社会效益；还有依据社会文化近况毕业论文范文、人才需求近况毕业论文范文与大学生思想实际，从教学思想和教学手段上人手，力求做到教学科研相结合。具体为：一是坚持双重视野，重视世界文化的大气候，同时重视中国文化形成的鲜明个性；二是运用多种理论武器，把教育学、社会学、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等多种理论运用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三是理论联系实际。此外，仍有一些关键措施易被忽视但却或缺：1 借重教学优势，宣扬“国学”地位。“国学”主要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但主流之外的《老子》《庄子》以及魏晋玄学也同样意义非凡。在传统文化与学术中处于相对“通俗”地位的文学经典在人群中分布最广，最易于被人接受，也有能力成为宣扬国学地位的最佳手段，它们也因之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重点推介的对象。
2 加强经典品鉴，发掘“多育”功能。现代教育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而对人才的全面培养往往要依赖于多种学科和多项教学内容的共同作用，而文学经典就是其中一条至为便捷的路径。从《论语》开始的至圣先师的教诲就是德育与智育并重的，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指称带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却也与他现实跋涉至为切近；谢灵运、王维的山水诗和田园诗中总也少不了屐痕处处的身轻体健和心旷神怡；陶渊明“戴月荷锄归”的人生意趣里也自有躬耕垄亩的别样所得……在诸多经典之中，文学自身或缺的审美属性与更多的教育属性、社会属性相融合，成为具有多用功能的教材，对受教者产生多方面的影响。
3 坚持本土对策毕业论文，弘扬“批评”传统。20世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使太多的人形成了“言必称西方”的学术习惯，却忽略了外来的手段有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中国古典诗学范畴、批评形态、理论体系都已相当成熟，也早被运用自如，“它既是一门实学，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底，‘钻之弥坚’，‘其味无穷’(颜渊、程颐语)，可以给人带来洞幽烛微、鉴影度形的知识与智慧；同时，它也是一门理论，呈开放的态势，能容纳多种现代思维”。说起杜诗没有人会忘记富于批评精神的《戏为六绝句》，早于它的《文心雕龙》，略晚于它的《诗品》，甚至更晚的《姜斋诗话》《人间词话》等一系列批评之作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论高度，也彰显着中国人的思想高度。
(四)提倡学以致用，尝试“古诗文”写作。由原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和出版局共同主编的《中华腾飞的百道难题》一书提及：我国大学毕业生不会写文章早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了，写作已成为中华腾飞的一种阻碍。曾几何时，“对案至就一札”(郑板桥语)在古代文化人那里，决不单是人能力的匮乏不足，而是直指他道德、人格的一种巨大缺陷，是件极其丢脸的事情。著名作家汪曾祺在其1981年创作的小说《徙》中借主人公高北溟之口说：“学国文的最终的目的，是把文章写通。”这个目标我们显然还没有实现。写作，事实上已成为中国能力的一块短板。在港台的古代文学教学中还有写作这门课，可视难易程度引入对联、绝句、律诗、词、赋之类多种文体形式的写作。但在我们的身边，“口占一绝”的功夫似乎早已成为过去，我们实在不敢指望连写作白话文都深感艰难的大学生熟悉旧体诗词和文言文的写作，而这种写作能力又恰恰是现代教学应该培养和具备的，这种能力可以使学生积极有效地回到古人的文学创作语境中去理解古人的思想和作品。
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不足的决定》明确要求“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并且特别指出“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还进一步强调一定要“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