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思想；艺术；记言；记事；民本；国别史；编年史
《国语》和《左传》在中学古文教学中占有一定的篇幅，选入课本的《国语》有《勾践灭吴》，《左传》有《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郑伯克段于鄢》。现在从思想、艺术两个方面分析一下《国语》和《左传》的特点。
《国语》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左传》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完整的编年史。《国语》和《左传》的作者究竟是何人，学者历来对此持有异说。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据此认为该书作者为春秋时期大约与孔子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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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左传》原名《左氏春秋》，汉代学者称之为《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并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一书而作。所以旧时传《国语》和《左传》为同一作者，《国语》为《春秋外传》，《左传》为《春秋内传》（见《汉书·律历志》）。《国语》和《左传》其记言记事多与《春秋》有联系，多有助于说明《春秋》两书与《春秋》虽有联系，但两书各自单行。内容上亦自成体系，各为一家，内外传一说显然有不妥之处。
相传两书作者同为左丘明，后世学者研究也众说纷纭，两书作者究竟为何人各持己见。现在一般认同的是两书作者实难确指，内容大多出于各国史官的记述，其中的部分史料可能出于左丘明的传诵，这才是被大多数学者认同的。
《国语》始创国别史之体，此书共二十一卷分别记载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史事，记事时代大体为西周前期至春秋末期（约公元前967～前453）。
《左传》是编年体史书，以鲁史为线索，按“《春秋》十二公”的顺序，依次编排。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悼公十四年（公元前772～前453年）。《左传》以年为纲，以事为目，纲举目张，网罗众事，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全书有姓名可稽者，几近三千之众。其中形象较为鲜明，具有一定个性者为数不少。作者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活动的描述，刻画了许多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动人形象。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论“编年”、“纪传”二体为史家之圭臬，称《左传》和《史记》为“编年”、“纪传”之祖。
《国语》和《左传》的成书时间较为接近，记载的史事也大体属于同一时代，且内容上互有交错。有学者认为《左传》和《国语》是《春秋》的内、外传，虽有不妥之处，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两部书存在着某种一致性。
《国语》、《左传》的思想特点
《国语》较之《尚书》、《春秋》，思想上已有了一些新的特点，概括为“重民”、“尚礼”、“崇德”，这些思想倾向，基本上符合了儒家的主张或思想。
一、《国语》中宣扬民本思想，认为民为国之本，《周语中》明确指出：“王天下者必先诸民，然后庇焉，则能长利。”《周语上》记邵公谏厉王弭谤，提出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楚语上》则有“安民以为乐”。《鲁语上》记曹刿问战，提出“惠本而后民归之志，民和而后神降之福”这些都反映出“重民”的思想倾向。
二、“尚礼”的倾向在《国语》中也有突出体现，宣扬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和礼节礼仪，其中还有不少“忠”、“信”、“仁”、“义”等道德观念的论述。例如，《晋语四》记宁庄子之言曰：“夫礼，国之纪也。……国无纪，不可以终。”可以看出其对“礼”的崇尚。
三、《国语》中“攘夷狄”的思想，意在排斥周王朝以外的其它民族，维护周王朝统治。同时也有关于天命神鬼、吉凶祸福预言的记述，反映了其落后、迷信的思想。被柳宗元在《非国语》中批驳为“诬淫”之说。
《左传》与《国语》相比较，其民本思想更加张扬、鲜明。
其一，《左传》明确表达民重于天，民重君轻，民为邦本，民为神之主的思想观点。“民本”思想比《国语》有显著进步，这与孟子在《孟子·尽心下》中宣扬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贵君轻”思想已基本一致了。例如，襄公十四年记中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其民本思想充分显示出来。
其二，《左传》重视民心之向背，在《曹刿论战》中记述战争取胜的先决条件，鲁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取信于民，民心所向，则战无不胜。哀公元年记逢华之语曰：“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在《左传》中民心向背，不仅直接关系战争胜败，而且大而言之关乎国家兴亡。其鲜明的“民本”思想昭示统治者得民心才能得天下，失民心必失天下。其思想的进步性在《国语》之上。
《左传》中记述的史事重视民意、关注舆论，也体现了其民本思想。《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记曰：“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襄公三十一年记子产不毁乡校，都强调了重视民意，关注舆论，体现民情，是以民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
其三，《左传》中反对改革，维护旧的礼制，又暴露了保守的一面。同时称道妖鬼神怪，宣扬迷信，这是其思想中的糟粕。
《国语》和《左传》杂有不少天命鬼神、祸福预言，占卜报应。推想一下，两书并非出于一人、一时，记述多来自宫廷史官传诵，也就不难理解其中落后、保守、迷信的一面。
《国语》和《左传》的艺术特点
《国语》包括243则长短不一的史实或故事，就艺术特点而言，其一是长于记言，记事的艺术性稍差。善于描写人物，记事也有一定的情节，记言详而不繁，记事略而不至于无。塑造了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如《晋语》中的晋文公，《越语》中的勾践、《吴语》中的夫差，都塑造得个性鲜明、生动形象，这与其写作上的长于记言，善于刻画人物是分不开的。《国语》的文学成就虽不及《左传》，就其某些篇章人物的个性塑造之形象丰满，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二，《国语》记言中展现的史实或故事情节，有不少进行了虚构和想象，往往在记言中加上一些风趣幽默、引人入胜的小故事，这点是写作艺术上的创新，这点《左传》就有所不及。
其三，《国语》语言朴实平易，自然流畅，读来通俗易懂，用词不生僻，句式也接近口语，富于生活气息。同时，客观地看又是其缺点，因此而少了文采。
《左传》以鲁史为线索，按鲁国十二位国君为顺序记事，共196845字，洋洋洒洒，历来备受推崇。刘知几赞其“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史通·载言》，是“叙事之最”。可见《左传》在散文写作艺术上确已成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左传》跨越史学、文学两个领域，其文学成就高于史学成就。
《左传》的最突出特点是长于记事，《左传》记事“其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史通·六家》）。
首先，《左传》善于记叙事件，情节完整，层次分明。尤其是对战争的叙述有条不紊，笔法相当细腻。如《郑伯克段于鄢》记叙郑庄公兄弟，母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尔虞我诈的斗争。郑庄公的阴险狠毒，公叔段的愚昧张狂，姜氏的自私贪婪，颍考叔的醇厚机智，都刻画的惟妙惟肖。《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僖公三十年》），则刻画了一个勇救国难，能言善辨的爱国老臣的形象。
其次，描写战争生动、具体、形象。善于发掘战争发展线索，战前准备，战后评价，分析胜负原因，并注重从政治方面分析胜负原因。例如《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就是这一艺术手法的具体体现。
《左传》在刻画人物上，注重在历史事件中写人，在记人中表现历史事件，能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及发展变化，从《郑伯克段于鄢》中这点是不难看出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刻画出人物个性。《左传》善于记事、描写战争，体现出高超的叙事艺术。这与作者身处战乱之世，习于战事是分不开的。同是写齐鲁长勺之战，《国语》和《左传》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左传》所记则精练、完整、细致、传神。
《左传》艺术上又一突出特点是工于记言，且较之以记言为主的《国语》更富文采。春秋时期列国外交空前繁荣，行人聘问讲究外交辞令。这些外交辞令经《左传》采录后精心提炼，都已成为千古传诵的美文。
《左传》和《国语》之比较
一、《左传》和《国语》其成书都在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左传》成书比《国语》稍晚一些。
二、从编排体例上看，《国语》是国别史，《左传》则是编年史，其体例不同。《国语》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左传》则以鲁国十二国君为序记事，取材及范围比《国语》广得多。
三、从思想倾向来看，《国语》、《左传》都宣扬“民本”思想。两书所讲的道德观念也大致相同，基本上体现了儒家的思想主张。
四、从写作上看，《国语》侧重记言，则多记教诲之语。《左传》侧重记事，则多叙列国之事。其目的虽都在善善恶恶，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怎么写作，但《国语》显然按照某种明确的说教意图，对史实作过一番选择，而从中引出某种教诲的言论，富于政治色彩。
五、从艺术性来看，《国语》语言朴实平易，读来通俗易懂，这点既是其优点，同时也因此而缺少了文采。《左传》文辞简约，修辞精美，笔法细腻。其艺术性远比《国语》高得多。文学上的成就高于史学成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称为“叙事之最”。——刘知几《史通》。
六、同时，也应该指出，两书有不乏糟粕之处。《国语》中杂有不少关于天命神鬼、祸福预言的记述，不厌其烦。《左传》对妖鬼、神怪、占卜、报应之事，屡屡称道。这些都无疑是《国语》、《左传》落后、迷信思想的反映。因为两书都出自于大致相同年代的宫廷史官，其经历境遇也许决定了他们无怪乎要对此类神鬼之事津津乐道了。但这也不会影响《国语》、《左传》史学及文学方面的价值。
参考文献
《先秦两汉散文专题》韩兆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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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散文专题作品选》韩兆琦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3]《古文观止》中华书局出版社
[4]《史通》唐·刘知几
[5]《古代汉语》北京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