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 “知沟”检测设 议程设置 地方性知识 内部东方主义
一、影响“知沟”的几个要素
知识沟理论，也称“知沟”（knowledge gap）检测设。其产生的背景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早期美国的“社会运动”有着密切关系。兴于六十年代的社会运动，让“平权”意识成为当时社会的主流共识。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对“发展”这一概念也开始有了普遍共识：发展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更加平等、自由；大多数人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生活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明尼苏达大学的“明尼苏达小组”于1970年提出了“知沟”检测设，将美国传统媒介效果研究对单纯的整体或个体的“受众”考察转向受众的社会地位与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开始关注媒介效果对社会不同阶层的作用力。在《大众传播信息流通与知识增长差异》一文中，明尼苏达小组特别强调，“知沟”检测设主要适用于有着广泛吸引力的公共事务和科技新闻。明尼苏达小组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大众媒介的众多功能中，其中之一是维护或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其后，明尼苏达小组继续将研究的重心放置在社区传播这一领域，并总结出社区结构、媒体的议题设置、媒介报道模式和冲突程度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变量上影响着“知沟”的形成，以及扩大或缩小的程度。根据这四个要素，我们可以对“知沟”检测设有这样一个判断：“知沟”检测设关注的是社会不同阶层在“公共事务”上的信息分享状况。“知沟”检测设针对的是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身份在媒介传播制造的语境中，在信息共享方面存在的接受差异。这种接受差异并不是简单地体现为“信息获知”差异，而是媒体议程设置与报道模式在同一社区的不同阶层或不同社区结构之间产生的意义冲突。“知沟”检测设把关注点放置于社会结构中，既包括“不同社会位置”组成的多维空间，也包括一个社会或群体中各要素关联的方式，如社区、大众媒介机构等在信息流通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与功用。因而，“知沟”不仅仅是指公共事务和具有教育意义的信息由媒体向受众单向流动过程中，在不同阶层中产生的鸿沟，它还呈现在对公共事务的关注过程中，不同社会阶层对媒体反向作用的影响。而“知沟”的出现、扩大或缩小，都和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不同族群对公共事务的认识有关。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认识较能达成共识，不同身份的受众群体能够共享对知识的阐释时，“知沟”便会缩小；相反，当不同身份的受众群体对公共事务不能达成共识，并有较强烈冲突时，“知沟”便会扩大，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通过“共享知识”而相互沟通的渠道就会出现“鸿沟”。
另外，具有教育作用的科技新闻、文化新闻，也有可能在议题设置时，由于制定议题是以社会经济文化中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在其自身的阶层内部对“知识”进行阐释，因而这类具有教育功用的信息较难以被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所接受从而产生“鸿沟”。 例如，明尼苏达小组认为，印刷媒体具有中产阶级取向。由于社会地位较高者使用印刷媒体较多，媒体要迎合这一群体的口味，因而印刷媒介会加大“知沟”。而电视媒介则因其图像化的媒介特征而可能“均衡”印刷媒体带来的“知沟”。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并不完全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 “文化程度低”的人就天然地必然处于“信息贫困”状态。而是媒体议程设置、报道模式及不同的社区结构，形成了媒体在对“公共事务”及“社会教育”进行议题设定和报道时，带有某一特定社会阶层的偏好，这就会带来受众对社会公共事务和社会教育内容在认识之间产生的冲突，这才是造成“知沟”的根本原因，而“知沟”甚至可能会以“社会冲突”的方式所呈现出来。
“知沟”检测设中的几个基本要素，勾勒出了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对传播受众效果产生影响的几个向度，也为我们对媒体传播与特定社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分析的视角。但由于“知沟”检测设的提出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其时美国传播学的主流是信息传递的功能性研究，因而较为忽视传播的社会文化建构功用。而上世纪60年始在欧洲兴起的文化研究方法，正好对“文化”这一概念和传播中的身份关系进行了重新地诠释。因此，若能用文化研究的视角来重新审视传统“知沟理论”，则可以进一步拓展这个理论在当下现实语境中的功用。沿着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笔者将对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报道与信息传播过程中，不同身份者之间产生“沟”或“裂痕”的深层原因作进一步的探究。
二、 议程设置中的 “内部东方主义”与“地方性知识”
国内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以及报道方式，是形成少数民族地区在对自身形象进行塑造的过程中“知沟”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主流媒体关注的是“政府”和“都市普通消费群体”的需求，在议题设定上也是以这两类行动参与者作为主要的受众来进行的。在前面关于“知沟”检测设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媒体的议程设置是“知沟”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报刊对报道内容的选择以及报道方式的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社会议题。这其中，对“少数民族本土知识”的不同阐释，会形成不同的议程设置过程。在此，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关于“知识”的概念。“知识”（knowledge）一词，既包含了信息，也包含了对人类通过学习和经验所获得的技能和对世界的理解。个人通过专门教育和日常经验所习得的知识，经由与他人的共享而构成了文化。人类对知识共享的方式，依据历史时间及地理空间的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信仰的不同以及族群的不同，存在着千差和万别。因而，人们对文化的阐释也基于对知识不同的共享方式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立场。在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阐释者之一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看来，知识并不具备“放之四海皆准”的性质，除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之外，还存在着课本与词典之外的本土文化知识，吉尔兹称之为“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它“不但完全有理由与所谓的普遍性知识平起平坐，而且对于人类认识的潜力而言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吉尔兹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概念，经由劳斯等其他学者的拓展而成为了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它不仅是在特定的地域意义上而言的“地方性”，还“涉及到在知识的生成与辩护中所形成的特定的情境（context），包括由特定的历史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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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所形成的文化与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由特定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立场和视域等。”[3]在一个特定的社区，“地方性知识”往往构成了与大众传媒中被国家主流政治文化所规定了意义边界的“教化知识”不尽相同的话语模式。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与大众媒体所编织的“主流价值观”之间，存在着既交织融合又对立冲突的复杂关系。这其中重要的在于，不同的文化群体、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族群对“知识”的分享方式是不同的。但媒体传播往往却是以强势文化群体、处于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以及所占人数比例更多的族群对文化的阐释作为“知识”在传播中的定义。“地方性知识”在媒体传播中从族群社区的传统结构里被剥离出来，成为媒体报道中被强势政治群体、强势经济群体和强势文化群体依据其作为“外来者”的视角重新进行意义编码的对象。而吉尔兹所强调的“地方性知识”，本来需要以当地族群的视角通过“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来进行阐释，但这种需要被“深度描述”的“地方性知识”，在媒体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报道的过程中往往呈现被忽略的情形。这就带来“地方性知识”成为被媒体依据旅游开发的需要或是行政管理的需要重新以“他者”视角进行编码的符号，使“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表征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符码意义的转移。这种情形在关于地方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各类媒体报道中尤为明显。由于旅游开发已经成为很多地方少数民族群落生产生活中居于重要位置的议题，所以如何对待本民族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结合的过程，也就是当地民众的重要“公共事务”。但主流媒体在对其予以报道时，往往采取了一种按照美国人类学者路易莎所言的“内部东方主义”的视角——也即是“具有大城市身份的中国人和少数民族的‘奇风异俗’之间的关系上，少数民族文化以多彩绚烂的形式表现出来，显示了强大的魅力。而魅力又产生二者之间不同的交往形象。它们在阶层和性别的不对称当中成形。”[4]路易莎通过对贵州苗族地区文化阐释主体转移过程的描述，发现“政府、都市汉族、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农村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当地村民” [5]这五类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事务和文化阐释的行动参与者，他们对少数民族形象的“自我塑造”有着不尽相同的诉求。
路易莎“内部东方主义”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角度。借用路易莎对上述五类行动参与者的分类，我们可以对少数民族文化在文化符号阐释形成过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这五类行动参与者，是构成少数民族文化不同阐释系统的不同主体。我们先来看看这五类行动参与者中的前两类——“政府”和“都市汉族”（或者可以说，是都市化的普通消费群体，作为都市化的消费群体中的个体，可能有一些在民族身份上是少数民族，但他们都接受了都市人作为旅游消费群体对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形象塑造——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都市生活时尚或旅游消费的对象）——这二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予以阐释的过程，构成了媒体报道少数民族文化时的主流话语。这二者往往以“现代性”的眼光为标准，对少数民族文化投以“游客凝视”的“他者”眼光予以审视，希望少数民族展示出“绚丽多彩的奇风异俗”。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开发少数民族文化时，强调将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招商引资的“旅游名片”和“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而许多都市汉族则通过时尚刊物、旅游指南等媒介的介绍，对少数民族文化产生了好奇，也希望看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民族景观，而非真正的少数民族日常生活。这两类行动参与者的诉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共同需求，形成了少数民族地区进入“动员起来的现代性”的发展趋势。这正是张艺谋“印象漓江”、贵州的“多彩贵州风”等等一系列以作为地方“文化产业”产品的“地方民族文化景观”得以流行的基础。而这两类行动参与者对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阐释，也正是主流媒体在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旅游开发等少数民族地区公共事务进行报道的议程设置重点。在媒体的议程设置和报道方式的话语构造过程中，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农村少数民族干部以及当地村民基于“地方性知识”对少数民族文化表征的阐释则往往会被媒体忽略。于是，不同社会身份的群体在这些议题上的阐释差异在媒体报道的传播过程中产生了“知沟”。
当前中国国内的主流平面媒体，主要由“时政类报刊”和“非时政类报刊”这两类构成。前者偏重于对政策的宣传、解读，受众多为各级政府组织机构里的工作人员；后者由于实行商业化操作，偏重于将都市普通消费群体作为主要目标受众。这二者根据自身的受众需要，共同规定了少数民族地方文化在符号的解读方面被媒体所阐释的文化表征系统——地方产业政策和都市普通消费者共同“设置议题”，通过媒体通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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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确立下了一整套以位于较高社会阶层所制定的话语系统。在广播、电视媒体的时政类节目和休闲类节目中，情况也和平面媒体一样。在“时政类报刊”和广播、电视媒体的时政类节目中，媒体往往以“大力发展”、“文化繁荣”、“产业发展”这样的词汇来描述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并进行报道。而报刊的图片和电视的影像中，少数民族形象多以身着盛装的美丽年轻女性来呈现。其报道的内容也多是政府部门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建设文化产业方面等种类活动的工作报道。在“非时政类报刊”中，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年轻美丽的女性、少数民族地方的音乐、自然风光、村寨建筑、服饰和节日庆典，都成为都市普通消费者观看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符号。这种符号被加以唯美化和华丽化的表述，和陈列在都市商场橱窗里时尚化的商品有着同样的符号意义。这种符号意义的界定，也使少数民族村寨的农村少数民族干部和当地村民开始依据新的符号意义来编码自己的日常生活内容，以符合政府部门和都市普通消费者通过媒体的议程设置而产生的少数民族文化的阐释系统。而行动参与者中的“都市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或者可以说，是关注少数民族文化自身特性的少数都市知识分子），则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知沟”出现、并逐渐在扩大的现象予以注意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塑造的行动参与者。这一类行动参与者注意到由主流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所代表的前两类行动参与者（政府和都市普通消费者）与后两者（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干部和当地村民），虽然在发展当地经济的公共议题方面能达成共识，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由于真正的原生态民族文化被前两者“符号异化”，因而带来后两者不满情绪产生的现象。这一类知识分子中有大部分具有少数民族身份，他们受过较高的教育，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身份问题有着较为深切的关注。另外，一些非当地少数民族身份的知识分子，也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正在快速变化的现象予以了持续关注。他们将学术会议、网络论坛、电子报刊，以及少数民族语言学习班、少数民族民间文化考察、乃至民谣巡回演出等民间方式作为建构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阐释体系的场域，通过发表学术论文或通过民间文化组织的方式，来探索“现代性”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化自身良性发展的路径，在网络媒体上和公共领域中塑造新的少数民族文化阐释系统。如“三苗网”、“彝人网”、“黔首报”等这一类的网站、电子报，就是试图以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身份，重新建立起与主流媒体中地方产业政策和商业需求构成的阐释体系之外的另一套少数民族文化阐释体系。这一类行为参与者对“现代化”和“他者”的眼光多有质疑，并对少数民族文化本土性日常生活的“知识”正在快速消失表现出极大的忧虑。这些忧虑有时甚至是以“悲情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
不可否认，在对少数民族文化予以阐释的不同立场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不同文化身份的阶层和主体。而通过“知沟”检测设的视角，则可以帮助人们在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性”过程中如何“既保持‘本土性’，又能够健康发展”这一公共事务议题的制定中，发现不同文化身份者代表的不同意见。这几类不同身份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塑造”行为参与者，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解读有着不同甚至对立的视角差异，这些差异或对立也正表明了在少数民族文化传播中“知沟”的形成。当他们之间的观点和立场冲突愈演愈烈时，“知沟”便会扩大；反之，“知沟”便会缩小。不同身份的主体之间，既有利益相一致的时刻，也有利益完全对立的时刻。而如何让不同的身份主体之间找到恰当的对话方式、不同身份主体所塑造的“少数民族自身形象”如何寻找达成共识的空间；如何以“深度描述”的地方性知识使媒体突破以简单符号化的方式构成的少数民族文化刻板印象，以此缩小由于不同行为参与者主体文化身份不同而带来的“知沟”。对于当下的媒体研究者而言，这些都是需要深思的问题。
参考文献：
参见曾莹·经典“知沟”检测设及其补充简述[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增刊。
[3][美]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 ·王海龙译 编译出版社·2004年9月版：第2页。
[4]盛晓明·地方性知识的构造[J].哲学研究，2000（12）。
[5] [6][美]路易莎·少数的法则[M] ·贵州大学出版社·2009：第96、100页。
【作者简介】周湄 贵州大学新闻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邰山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