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刘勰；生平；文心雕龙；影响
刘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其一生经历了“入寺——仕宦——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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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循环，因为“所惜本传简略，文集亡佚，如此贤哲，竟不能确知其生卒，可慨也已。”故对刘勰出身及生平等问题，历来学者争论不断。李建中更是用“孤寂人生”概括刘勰一生，并引用《梁书·刘勰传》的原文，梳理刘勰青年、壮年、暮年三个重要时期。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其生平进行扼要分析，通过对刘勰一生的简单勾勒，从中窥探其艰苦而又曲折的心路历程。以及儒道佛三个精神世界互相交织对其立身行事、著书立说的影响。一、刘勰生平
(一)出身及早年
刘勰，字彦和，晚年出家后改法名慧地，南朝东莞莒县（今山东）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南朝宋泰始三年（467）生，南朝梁普通三年（522）卒。（1）据《梁书·刘勰传》载：“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祖灵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骑校尉。”[3]刘勰主要生活在宋、齐、梁三朝，父亲刘尚做过越骑校尉，据《宋书·百官志》记载越骑校尉属于五校之一，属于右第四品武官，“越骑掌越人来降，因以为骑也；一说取其才力超越也。”[4]祖父灵真，是宋司空刘秀之的弟弟。刘秀之（“字道宝，东莞莒人，司徒刘穆之从兄子也”）[4]（p2073）在宋朝是股肱之臣，地位十分显赫。关于刘穆之，《宋书·刘穆之传》：“刘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东莞莒人，汉齐悼惠王肥之后也，世居京口。”[4]（p1303）据此，范文澜、杨明照、王利器等学者认为刘勰出身士族。并且，牟世金在
六、七十年代也认同此说：
据此，刘勰的祖上便可追溯到刘邦而构成颇为壮观的世系：汉高祖——齐悼惠王……抚（据《刘岱墓志》）——爽——仲道——灵真——尚——勰。至《刘岱墓志》出土，不仅确证了刘抚——爽——仲道——粹之——岱一系，亦为刘勰一系的佐证；且刘勰、刘秀之、刘穆之及刘岱均东莞莒人，其同出一宗，似已无疑……已为中外诸家所普遍接受。我自己在六、七十年的一些东西，亦从其说。[5]
另一方面，因为《南史·刘勰传》删除了灵真为刘秀之弟弟的字样（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也。父尚，越骑校尉。勰早孤，笃志好学。），[6]把它看作不确之说。也有学者据此对刘勰的身世提出质疑。如王元化在其《刘勰身世与士庶区别的问题》一文中就首次明确论定：“刘勰并不是出身于代表大地主阶级的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7]而牟世金先生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改变了他之前的观点。《梁书》、《宋书》、《南史》的记载也确有出入，虽则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断定哪部史书记载更准确。因此笔者推断：从刘勰后来能够得到梁朝达官贵人及皇族贵胄的接纳看，他的出身和山东莒县刘氏大族很可能颇有渊源，并非是完全的庶族。因为：“高门大族以各方面绝对的优势操纵着整个仕途和社会，所以特别重视流品，陵忽寒素寒门低族出身的人，即使才能超越，勋劳卓著，也不能和世族右姓交游并列。”[8]而事实上，“刘勰做了太子亲近的通事舍人，深受爱接，甚得君臣鱼水之乐。又做了一阵子步兵校尉，成了带兵官，而且文名甚著，不仅京师寺塔碑志必请他制文，武帝更敕他与慧震于定林寺撰经，可以说颇得‘圣眷’了。”[9]此外，刘勰父亲刘尚作过越骑校尉，在南朝可算是中级官吏，无奈去世较早，所以刘勰家族早早凋零，为家道中落的士族。只是：“当时士族为了维护等级，相互间的通婚是政治联姻，刘勰上不能通士族，下不屑通庶族，再加上二十岁左右又丧母，故早年不婚。幼而失怙早早失去家庭的完整和温暖，这之后十多年在佛寺中通读佛典，无暇亦无心婚娶，刘勰也就放弃家庭了。”[10]
至于史传所说刘勰“家贫”，笔者认为所谓的“贫”也是相对而言的。南朝社会结构中，虽然士庶等级森严，但无论士族还是庶族，都属于统治阶级，只是士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拥有更多特权，而庶族大多属于中小地主阶级而已。因此，即便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士族家庭，他早年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首先，我们参看《文心雕龙·序志》篇：“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彩云若锦”也就是所说的五彩祥云，自古以来都被视为吉兆，刘勰可以攀而采之，可以推知刘勰对自己的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其次，根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互相参照可以得知，在刘勰父亲去世之前，他的家庭能够给刘勰提供良好的教育，正如牟世金先生所说：“刘尚生前，不仅对刘勰的教养已打下一定基础，且培育了他的凌云壮志。”[5]（p52）不幸的是刘勰父亲死后，尽管刘勰仍能笃志好学地坚持着，但他的一生却命运多舛，充满了悲凉和无奈。
（二）入寺
公元479年，萧道成代宋入齐，因为齐高帝（萧道成）从小接受儒家教育：“儒士雷次宗立学于鸡笼山，太祖年十三，受业治礼及左氏春秋。”[11]因此，他继位后又大力提倡儒学，使得这一时期的儒学大振：
天子少为诸生，（昊）拱以思儒业，载戢干戈，遽诏庠序，永明纂袭，克隆均校，王俭为辅，长于经礼，朝廷仰其风，胄子观其则，由是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11]（p465）
公元483年（永明元年）之后，历史上著名的永明文学便出现于这一时期。从公元479年齐建国到公元486年（永明四年，刘勰二十岁），正是刘勰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期，当时儒学重振和文学渐兴，对他以后儒家思想的形成和从事文学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同时，佛教的传播日渐广泛，并得到帝王的高度重视，佛徒也倍受帝王敬重，这对于落魄士族而入仕无路的刘勰来说，有相当诱惑。最重要的是 “南朝的寺庙对于当时的刘勰至少可以解决三大问题：一是温饱问题，二是读书问题，三是就业问题。”（p6）因此，在刘勰二十四岁左右的时候便依从当时的佛学大师僧佑入了定林寺。在入寺后的六七年里以协助僧佑整理佛典、编排目录、撰写序跋、处理往来书信为主，这也有利于他学习经典，为以后写《文心雕龙》积学储宝。更为重要的是，为日后突破高门士族的垄断，登上仕途找到了一条便捷的通道。这是因为，“南朝从皇帝到王公大臣，从文士到武将，信佛者众多，达官贵人、鸿儒俊彦经常出入寺庙，著名的寺庙譬如定林寺简直就是一个高级沙龙。”（p6）佛教受到当时上层统治者的尊崇，刘勰寄居的定林寺更是高僧辈出。齐永明年间，定林寺法献被封为僧主。法献与当时在政坛与文坛都呼风唤雨的人物——沈约交好，法献死后，沈约还为他撰写了碑文。而法献的弟子僧佑，在刘勰入寺时已经是定林寺的方丈，门徒有数万之众，其中不乏达官显贵，甚至还包括梁武帝萧衍的弟弟——临川郡王萧宏。更何况刘勰在定林寺寄身佛门十余年，并未正式落发为僧，说明他并非出于对佛教的信仰，而是因为：他既非出身世家豪门，八岁丧父，二十岁丧母，以至“家贫不婚娶”，只身一人，在三年丧毕之后，便不能不来建康寻求出路。但京城的王室公卿之府虽多，却不得其门而入。为佛门大开而为王者所重，尚可托身者，止此而已。《程器》篇所谓“君子藏器，待时而动”是也。[5]（p56）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平步青云，成为国之良才。刘勰为此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定林寺的最后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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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成了理论巨著《文心雕龙》。《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是推断刘勰生平的关键，虽然一直受到研究者重视，但至今没有定论。据范文澜、杨明照两位学者考证，成书于南齐之末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即约公元501年，刘勰尚未跻身仕途之前所写。[5]（p59）
在《文心雕龙·序志》中，刘勰说：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哉，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
所谓“逾立”——“孔子称‘三十而立’（《论语·为政》），所以‘逾立’为过三十岁。”[12]因为梦见自己手持丹漆礼器，跟随孔子南行，才感梦而著《文心雕龙》。
根据奥地利著名思想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的精神分析理论：梦，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毫无意义的、不是荒谬的、也不是一部分意识昏睡，而只有少部分乍睡少醒的产物。它完全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愿望的达成。它可以算是一种清醒状态精神活动的延续。它是由高度错综复杂的智慧活动所产生的。梦无论是如何地复杂，大部分均可以解释为愿望的达成，而且内容往往是毫不隐饰即可看出的。大部分，它们多是简短的梦，而与那些使释梦者需要特别花脑筋研究的复杂的梦象，形成鲜明对比。然而，只要你对这些最简单的梦作一番探讨，你会发现那实在是非常值得的。[13]由此可知，一个人由于被压抑而没有表现出来、只存在于潜意识之中的愿望，往往就会以梦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也就是这个意思。只不过前者的说法有更充分的理论依据和证明。古往今来，对刘勰是否真的做过“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这样一个梦一直争论不休，但笔者认为，梦的真检测实际上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刘勰的真实念想。我们以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照刘勰，可以知道，如果刘勰“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的梦是事实，那么很明显，这是他潜意识里愿望的一种反映和表征。如果所谓“梦”只是刘勰的的虚构，只是他著书论文的一种象征性说法，那么其中可玩味的东西就更多了，它不过更为清楚地说明：刘勰虽身处佛门，整理佛经，思想也受到佛教的洗礼，但对儒学却更加倾心，他内心向往的仍是儒家圣人。所谓“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的梦不过是他心仪儒学，向往走出佛门、跨入仕途的心态的反映，因为儒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成全他达成儒学观认同。
刘勰写出了“体大虑周”的《文心雕龙》，但是不为时人所重视，所以，不得不前去拜见当时在政坛和文坛都大有名望和地位的沈约。
《文心》既成，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3]（p494）
与此同时，萧衍建立了梁朝，改年号为天监元年（公元501年）。并于天监四年发动了一场复兴儒学的变革：
诏曰：“今九流常选，年未三十，不通一经，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颜，勿限年次。”置五经博士各一人。[3]（p28）
此外，他还广与文学之士结交，（萧衍在齐时就与沈约、范云等人同为竟陵王萧子良“竟陵八友”），正是由于这样的关系，刘勰得以借助沈约的赏识和力量离开寄居十余年的定林寺，走向仕途。
（三）仕途
刘勰于天监二年（503）离开定林寺步入仕途，以一个“奉朝请”的闲职开始其仕途。这一年他三十七岁。据《宋书·百官志下》记载：“奉朝请，无员，亦不为官。汉罢省三公、外戚、宋诸侯，多奉朝请。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4]（p1245）由此可知，奉朝请只是个虚职，是汉代为罢职的王公贵戚所设百官上朝时奉诏而来，到了南朝宋时期，也就是一种做官的资格。一年后，天监三年（504），刘勰被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引为记室。记室，就是秘书一类的官职，为十八曹参军之一，掌文书。天监四年（505），刘勰迁任车骑仓曹参军，主要管理仓库谷物。之后，又于天监六年出任太末县令至天监九年（507——510）。太末（今浙江衢县），为当时大县，刘勰本来就想在仕途有一番作为，出任一个县的最高行政长官也算小小地遂愿。在做太末县令期间，他还奉命回定林寺整理经书，历时五、六个月。本传上说他做太末县令“政有清绩”，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再加上有半年返寺抄经，还能得到如此的评价，说明刘勰具备一定的政治才能。
刘勰太末县令任职期满后，于天监十年（511）成为仁威将军南康王萧绩的记室，同时兼任通事舍人。通事舍人，是太子府掌管宾客应对，呈奏案章的官职，可以由他官兼任。据《隋书·百官志上》记载：“通事舍人，旧直入阁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14]因此，刘勰兼任之初并没有“直入阁内”而是以记室为主。直到大约天监十六年（517）去职仁威记室的职务才得以直入。这时的刘勰因为以文才出名，况且太子萧统本身又爱好文学，可以说已经在仕途上站住了脚，并于天监十七年（518）迁步兵校尉，掌警卫事务，仍兼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多为名流所担任，刘勰以没落士族而任此职，足见殊受隆恩。
（四）出家
然而天意弄人，天监十八年（519），刘勰奉梁武帝旨意在定林寺整理僧佑留下的佛家经典，并与普通元年（520）上表恳请出家，获准后赐法名慧地，直到去世。刘勰因入寺而踏上仕途，又终因天际无常而遁入空门，一生政绩并不显赫，却留下一部体大虑周的文学理论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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