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经济人检测设”；教师道德；反思；公共人
2095-0829（2014）02-0058-04
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把人性视为一个基于不同标准的许多个二元结构体的组合，如善与恶、自然人与社会人、理性人与感性人、利己与利他等，如此种种不同的人性检测设相互交错、矛盾又补充着，共同构成了一种复杂的结构，勾画出人性的基本范型。这些对立结构一端的自然、理性、利己等特性可以被概括为经济学家所谓的“经济人”，而另一端的社会责任、感性的同情、利他等则成了对应的“道德人”。这种两分法结构清楚、符合人的认知特点，而且对于“经济人”的抽象检测定便于排除一些难以判断的因素，可以使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更简洁清晰。因此，自亚当·斯密初次提出“经济人”的思想以来，这种对人性的分析模式便为许多经济学家所认同。现代经济学的强势又使得这种研究范式逐渐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教师道德的研究中也有学者对“经济人”思想做了一定的引介和探索，研究的一般模式是沿用“经济人”思路对教育场域中的教师行为进行分析，并对相应的管理制度建设提出倡议。理论上，对作为“经济人”的教师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做合理性辩护；在实践中，强调尊重作为“经济人”的教师的合理诉求，重视教师的利益。但是，用这种以理性、自利为核心的“经济人”理论为唯一标尺衡量教师行为的道德性，又可能带来的底线化、道德的低层化。因此，虽未直接言明，也有学者不赞同这种“经济人”检测设泛化带来的道德上的低要求，这种观点持有者往往认为：按“经济人”检测设推广开来的“底线道德”只是道德的一部分，即规则的学习，我们不能用这种狭义道德替换广义道德，[1]41-42我们不能将生活看成低俗的东西，否则“道德教育回到人间”实际上不是回到人间，而是回到了“狗间”。[2]5-8种种理性的反思，虽然事实上批评了“经济人”检测设泛滥下教师道德的底层化理由，但这种批评往往是建立
在一般的学分析基础上的，没有从“经济人检测设”角度对理由做根本上的反思。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经济人”检测设做一番系统梳理，阐明这种检测设在教师道德理由上的主张及谬误，进而找到教师道德定位的合理的人性坐标。
一、“经济人检测设”视域中的教师道德诉求
“经济人检测设”起源于亚当·斯密，成于约翰·穆勒，当今大部分“经济人”理论的倡导者都是移用了这两人的部分观点。虽在表述枝节处稍有不同，但核心是稳定的两点。1.人是自利的，2.人是理性的。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对“经济人检测设”做了一定调整，强调了这种自利中的利益的广泛性，以及理性中的理性的有限性，但这个基本思想没有变。其中自利是人的品格，而理性则是一种能力。沿着这种“经济人检测设”的深思路径，在教师专业道德理由上，人们主要有三点主张：首先要重视教师的利益；其次要用“规则”限制教师的一些自利行为；除此之外，不应有更高的普遍道德要求。沿着这个思路，“经济人”检测设下教师道德应有如下的特点：首先，作为教师拥有理性的自利的品格，这种品格自然地导向计算的功利主义，也就是说教师行为自然要 “以个人价值为核心”，以“趋利避害”、“趋乐避苦”为表现，[3]25教师选择何种行为的关键在于成本与收益的比率。他们会冷静地计算：某个行为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他们会损失什么？当教师感觉到某种变革使自己仅有做事的责任，而未被赋予相应的权利时就会自觉不自觉地阻碍这种变化。[4]36-41因此， “通过政府行为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个个体的利益，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3]30就成了“经济人”基础上走出教师行为功利性的最直接的处方。
其次，因为“经济人”的教师这种个体的聪明未必带来整体的理性，“经济人”个体行为不但可能带来的损人利己行为、“搭便车”行为以及好人没好报行为等德行成本过高的理由，还可能出现“囚徒困境”、“公地悲剧”等整体的不理性。例如，按照理性的功利原则，每个“经济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利益，老师都希望让自己的学生参加自己办的课后补习班，因此，会故意少在课堂上讲东西，要求学生课后再跟他学习，会乐于接受家长的贿赂等等。而这些个体的“聪明”对整体国家教育的发展显然是不理性的。此时，职业道德规范就要发生作用了，因此，这里教师道德就是要规定一些教师不能做的行为，从而避开这种个体理性带来的困境，体现在制度上就是以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X”理论为基础的严格地抑制、约束恶的制度设计。基于这种检测设所引出的管理方式是：组织以经济酬劳来使人们服从，并以权力与制约体系来保护组织本身并引导个体工作。这里教师专业道德规范就不再是一种隐形的个人情感的涌动，而是一种具体的义务。[5]64-68可以操作化为“不能做某事”的具体规定，例如美国的教师专业道德规范就非常细致地规定了教师“不能无故限制学生在学习中的独立活动”、“不能有意用语言贬损或恶意中伤同事”等非常具体的条款。
第三，除了上述基本规范，“经济人”的分析逻辑中往往没有超越性的道德的位置。这种超越性道德要求个体教师一心一意向善，强调限制自我的和利益，甚至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满足他人的愿望，是一种英雄道德、一种趋向于神的理想人格，它具有一种人格上的提升作用。[6]64-65然而这种道德要求实际上是“道德人”人性检测设下的道德要演，并不符合“经济人检测设”对人性的看法，茅于轼先生曾从经济学角度找出了这种“奉献”、“牺牲”等超越性道德要求中的逻辑悖谬，他认为如果人人都道德地让利事实上与人人都不道德地争利一样引起争论和冲突。[7]1-3虽然这种强调律己的道德追求蕴含着道德的真谛，有着一种巨大的道德感召力，但这种崇高的境界和道德水平仅仅是在少数个人那里能达到的，是难以普遍化的，自然也不应该上升到教师专业道德规范中去。“经济人”的倡导者往往认为，若将这种超越性的、理想的道德作为对教师道德的普遍要求，虽然立意深远却可能会异变为一种无谓的努力，甚至使老师变得习惯于欺骗、伪善、不道德。甚至有更极端的研究者认为这种理想的“道德人”不过是由政府塑造的一种理想化的人格，往往是由统治阶级或上层文人提出并极力推崇的一种不切实际的道德目标。[8]6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