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1000—4149（2013）01—0003—07
一、引言
“人口红利”一直是学者在分析战后亚洲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所围绕的重要话题。“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由专注毕业论文与职称论文的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转载请保留.人口红利”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窗口，不但成就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曾让世界瞩目的“东亚奇迹”，而且还促使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30年间达到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长速度。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提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尽管“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很大差异。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经过持续了近60年的人口红利期后，其经购写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90年代初突破了25000美元，然而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未阻碍其发展的步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日本经购写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30000美元。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口红利期的出现早于中国内地，但晚于日本，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末期，2010年经购写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韩国超过了27000美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超过了50000美元和40000美元。这些创造了“东亚奇迹”的国家和地区在结束人口红利期或是在人口红利期末期依然能够保证经济较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反观我国内地，在这一发展机会窗口即将关闭之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未达到7000美元，却出现了不少的经济社会理由，近年来，更是在全国范围出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的矛盾现象。随着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和劳动力用工成本的提高，社会各界开始担心我国的经济增长会出现迅速放慢甚至停滞的现象，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理由也逐渐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蔡昉认为，“民工荒”现象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表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刘尔铎则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理由在于包括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等的结构性短缺，并非是劳动力总量的理由；章群等人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这是他们对自身素质提高而待遇不见高、生活成本提高而工资不见高的权益诉求。而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理由的理由有我国高校扩招使得大学生人数激增，就业竞争加剧；高校的培养模式存在理由，大学生自身就业观与现实脱节；等等。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单纯从我国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角度来分别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理由，并没有将这一矛盾现象结合起来分析，也未将我国人口变化、社会变化等因素考虑进来，更是很少有研究能够参照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究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却并未出现类似理由的理由。
同是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为何在这一机遇逐渐消失时，有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达到了较高的经济水平并且维持着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我国却出现了众多经济、社会理由呢？本研究对比了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指出当前我国出现民工数量短缺与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矛盾现象的主要理由，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与不断发展的人口形势、生育率的下降不协调，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理由。
二、经济发展模式与生育率下降不协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世界各国社会与经济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及直接影响着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医疗技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球的生育水平一直不断下降。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不断接近更替水平，许多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更是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生育水平也开始稳步下降。从图1可以看到，近30年来，随着人均GDP的升高，总和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图中线性模型反映两者呈明显负相关，系数约为-0.7。而经测算，1980～2009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写力平价后，每提高1%，对应总和生育率降低0.0112。这与其他欧美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生育水平下降的经验关系相符。据蔡泳计算，世界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系数为-0.8）。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育水平的降低之间的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不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协调的自然地下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经历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时间，而我国却只经历了15年左右的时间。虽然对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究竟有多高，目前仍然存在争论，但各方普遍认为低于1.8。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西方发达国家中，当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6000美元（相当于对数值为4.41）时，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至1.8，法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1.8时为23804美元，英国为17549美元，对数值分别为4.38和4.24。我国2010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写力平价后只有6816美元（对数值为3.83），远远低于英、美、法三国，不到韩国1984年的水平，甚至还不到1980年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水平的一半。从城市化率看，我国2011年的城市化水平刚超过一半，而新加坡一直是城市国家（城市化率为100%），中国香港在1976年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90%，在1995年就实现了完全城市化，日、韩在1983年的城市化率都超过了60%，其现在的城市化率更是远超我国。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因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变化的程度超过了发达国家和地区过去的经历。抚养比的快速下降和充足的年轻劳动人口使我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并成为金砖国家之一。我国在短时间内发展了大量由低劳动力成本促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使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持续时间都超过了日本和“四小龙”所创造的纪录。但是，这种急剧的生育率下降，不仅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留下了人口老化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会经历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模式若是一成不变，肯定会与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脱节，各种经济社会理由必定会出现，经济体原本的发展速度必定无法维持。
图2清晰地显示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过程。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我国20世纪60年代的生育高峰使得我国25～3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在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中显得极为突出，但到了2010年，这批劳动力的波峰后移，逐渐步入了中年期，而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则明显萎缩。虽然在劳动力人口计算上，40岁以上的体力劳动者被算入劳动者中，但是他们已无法完成高强度的体力工作，也不具有再找到脑力工作的技能。在劳动力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坚持只使用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致使这些产业无法像以往那样轻易地招到廉价的年轻体力劳动者，导致了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
从图3中可以看到，2000～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中，40岁以上的劳动者比例不断增加，今后十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2015年以后其占所有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接近50%，而年轻劳动力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2015年以后的下降趋势甚至将更快。经济的发展不可能长期依靠资本投入，劳动者的智慧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若劳动密集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够及时转变，年轻劳动力的短缺将更加严重，经济增长方式滞后于生育率变化的现实将更明显地显现出来。
然而，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理由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只不过长期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掩盖了这一理由。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生育水平下降较快、时间较早，在20世纪末就已经出现这一理由。但由于当时我国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先后时间不同、程度不一，生育率下降速度较慢的地区还富余着大量年轻劳动力，他们从劳动力充裕地区流向生育率较低的地区，形成“民工潮”，缓解了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达地区本土年轻型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现在，全国生育率全面下降，而各地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流动人口对地区间劳动力数量差异削峰填谷的作用越来越弱，使得“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因此，从我国不断下降的生育水平及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相关范文由写论文的好帮手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其所致的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看，我国应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三、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脱节
我国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与生育率的降低、劳动人口年龄老化的人口发展相脱节，也与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尽管我国201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底部在20～25岁年龄段形成一个小波峰（见图2），但是这并不能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招到足够人手的理由。因为我国近年来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迅速，初次职业分流增加了年轻脑力劳动者的数量，从而更进一步减少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劳动力。从图4中可以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急剧上升，近几年更是超过了600万人，接近700万人，这使得原本绝对数量就因人口转变而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进一步降低。低成本的年轻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大大减少，而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数量依然庞大，进一步加剧了“民工荒”的状况。在生育率下降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近年来，众多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的倒闭正印证了这一点。
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在利用“人口红利”创造了“东亚奇迹”之后，依然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其与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变迁相适应。
“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也是利用“人口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看准发展契机，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根据仉建涛整理的以往测算结果，1980—1993年，“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已经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依靠要素产出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是促成其要素产出快速提高的最主要理由。该时期，要素产出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新加坡为62%，中国台湾和香港均超过一半，韩国在1994年超过了六成。图5清楚地显示了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在1980-1995年的飞速增长。
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力素质在30年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提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30年来已经增长了近40倍（见表1），但是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我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却依然很低，其主要理由就在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适应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1978—2003年，劳动力因素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还不到11%，而且分阶段看，后一阶段的劳动贡献率还低于前一阶段，由1985年以前的13%左右下降到1990～2003年的5%以下。王文举和范合君对2002～2005全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后发现，劳动贡献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仅分别为7.79%和
5.55%。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滞后不但使我国现存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维持，而且导致我国现有的大量有能力的高校毕业者高才低就、无法“人尽其才”。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1届全国608.2万名大学毕业生中，有70万人“学非所用”。这不仅造成了教育资源投资的浪费，而且导致了近年来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学者黄国华通过将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作为市场给人力资本的价值估价，并利用人口普查中的人口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估计了我国培养的人才所实现价值的变化（由于数据限制，这里用于计算实现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并没有与教育普及率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完全相同，但相差不多）。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内地中等及以上教育普及率的年均增长率与其他四个国家和地区差不多，甚至还比中国香港高出一些；但是我国所实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是最低的，“四小龙”在20世纪十年代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了1%及以上，而我国内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只有他们的一半，甚至更低。我国存在的大量潜在人力资本难以实现其价值。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劳动力素质已有了极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表明劳动生产率就必定会提高，这两者中间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体现在依然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潜在的人力资本，而并非能实现其应有价值的人力资本。因此，从解决毕业生就业理由、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迫在眉睫。而且，从图5中也可以看到，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其他几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转型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应在此时实现转型。四、我国劳动力并不会短缺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我国年轻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不会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数量会急剧短缺。根据2010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7亿，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接近世界人口的1/7。人口数量下降、劳动力数量减少是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定结果。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代劳动力数量的情况下，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数量短缺。人口转变已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机，生育率下降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现在的人口形势也正在敦促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迈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我国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继续维持现有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随着社会经济今后继续高速发展，我国的生育水平是否也会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出现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后继续下降到较低水平的状况，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0%（我国近几年人均GDP经购写力平价后的大致增长速度）对应总和生育率下降0.112；这会不会使得在未来几十年，在即便有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契合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体也因为劳动力绝对数量过少而发展减速呢？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国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状况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人口转变的实现并不单纯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的生育政策导致的。前面已经说明，基本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两万美元左右时，总和生育率才下降到1.8左右，比我国当下水平高出许多。若直接将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随社会经济发展下降的速度应用到我国现在的情况，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认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将在短期内下降到极低水平是缺乏证据的。此外，从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状况看，大部分高收入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略有回升之势，而且一直在1.8左右波动，并没有下降到1，3左右的超低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极低水平的也只是个别现象（见表3）。
其次，我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和生育观念差异较大，只有个别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等）才出现超低生育率的状况，大部分地区居民的生育意愿依然不低，事实上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控于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陶涛和杨凡的测算，若没有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72年到2008年会一直处于较为平缓的下降过程，即使到2008年也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上，一直高于中国的实际总和生育率。
再次，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和地区逐步扩大（如夫妻双方都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会将仍然束缚在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解放出来，从而避开极低生育率的出现。
因此，虽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这一下降过程却是受到了政策因素和社会经济发展因素的双重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生育水平可能会有所回升。并且，在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前，其对我国总和生育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达到图1显示的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而我国生育水平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并不会走向超低生育水平。
五、结论
我国近年来“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矛盾现象的产生，源自于我国独特的生育水平下降过程和超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且对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与我国的生育水平降低、劳动力素质升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我国出现了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理由。这一理由是逐渐累积起来的，但是在过去，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大量流动人口，将低生育率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的理由掩盖了。随着全国社会经济全面地发展，全国性的生育水平下降，使这一长期积累的理由在短期内爆发，进而导致了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此外，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高水平的年轻脑力劳动者在数量和比例上迅速增加；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的是体力劳动者，无法吸收如此大量的脑力劳动者，使得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本也难以实现其价值。
这两方面的脱节，导致了我国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上招工难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并存的状况；这两方面的脱节，都源自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滞后性。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社会将加速到来，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的理由若不能尽早解决，极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其他社会经济理由。为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
此外，由于我国现在的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虽然会下降但绝对量依然庞大，而我国的生育政策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今后的生育水平将不会在短时间内下降到极低水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高素质的劳动力能逐步发挥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性，我国有可能避开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状况。
[责任编辑 方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