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比较文学；跨文明；阐发法；变异学
一、比较文学在西方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比较文学自诞生发展以来只有百余年的历史，19世纪末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形成以1886年第一本比较文学专著的出版，1877年世界第一本比较文学杂志的出现，以及1897年第一个比较文学讲座的建立为标志。此后，关于比较文学的论著大量出现，比较文学的讲座或课程在世界各地的高校中接连开设，对于比较文学的定义以及研究策略的应用也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主要表现在比较文学学派的陆续诞生，目前世界文学界公认的三大比较文学学派为：“法国学派”，“美国学派”和“前苏联学派”。形成最早、影响较大的学派是法国学派，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特征，强调“事实联系”，但又陷入了“实证主义”的误区。作为最初的比较文学学派，虽然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局限，但却以一整套的理论和策略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模式，奠定了基础。之后的美国学派是比较文学发展史上又一影响较大的学派，它提倡“平行研究”与跨学科研究，将相互之间没有事实联系或影响的两个或多个国家的文学、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自然学科及社会学科）或艺术门类进行比较，旨在打破“实证主义”的局限，这极大地拓宽了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突破了操作策略上的局限，使得比较文学学科进一步体系化。前苏联学派综合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观点，认为应该将“影响”与“平行”相联系，在联系的同时区分差异，这又有点模棱两可。总体上来看，比较文学在这三个学派的推动下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比较文学的理论与策略等得到了初步地确定，但这些学派均是以西方文明为大背景下进行深思与解释的，忽略了广阔的东方文明，很长时间内比较文学的视野都被局限在西方世界里。
二、中国比较文学的新阐述
按照现代作用上的比较文学来说，中国的比较文学的源头可以上溯至1897年，林纾和王子仁合译的《茶花女》一书。之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鲁迅的《摩罗诗力说》，矛盾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等都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进行的分析论说。比较文学在中国作为一门正式的学科出现是在19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兴起，比较文学的发展在经过了欧洲阶段、美洲阶段后终于进入了亚洲，在一个东方文明的世界里开始崛起。“纵观全世界比较文学发展史……而且在于不断跨越之中圈子的不断扩大和视野的一步步拓展。”[1]比较文学在中国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突破了欧美学派的框架，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赋予了比较文学新的言说方式。首先，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立足于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将中国文学与东方文明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使得比较文学开始真正具有世界文学的作用，突破了以往“欧美中心论”的思想偏见与研究局限。鲁迅先生在他的《摩罗诗力说》中就曾说明发扬民族精神与识见世界文明之间有着深厚的关系，突出了发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季羡林先生也曾明确说道：“没有东方文学，所谓的比较文学就是不完整的比较文学。”[2]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立足于自身的文明与文化传统，包揽中西方文明与文化视野。另外，比较文学不是坚持民族主义，立足于中华文明并不是指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而是指将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大环境中进行分析研究，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好高骛远，通过不同民族之间的比较发现各自的特性，了解自身的特点，把握对方的长短，这样才可能求同存异、和谐共生。谈到比较文学时，黄维梁先生指出：“东西方文学文论各具价值……以期在‘多元文化’的全球新秩序中占有一席位。”[3]中国的比较文学承担着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的重任，既要立足东方，也要兼顾西方，在东西方的双重文化与文明中推动比较文学的世界性。
其次，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是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比较文学是在西方世界里发生与发展起来的，不管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他们都属于西方同质的文化圈。很长时期内，西方学者并未意识到不同文明或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他们甚至怀疑异质文化之间能否进行文学比较研究，这些偏见妨碍了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与学术视野的拓宽，也违背了比较文学的世界属性。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佛马克——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说道：“国际比较文学学会非常需要中国同行的支持，以维持并提高文学研究的国际水准”。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不同于以往的西方社会的比较文学研究，它将东方文明吸纳进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是从一个更加全面的方位来阐述比较文学的。在延续了韦勒克、艾金伯勒及伯恩海默等人的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道路之外，中国的比较文学以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进一步推进了前人的理论。第一，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彻底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束缚，是在跨越不同文明的基础上深思中西文明、文学的交流和比较研究的。第二，中国的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强调了比较文学的异质性和互补性，这不仅突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限，也丰富了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借助比较文学的异质性的跨文明研究，我们可以正确面对中国自身的文明、文化乃至文学特性的理由，以此来摆脱当下文化的尴尬局面，更好的发现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互补性所在，并参与到当前的全球化及多元化的世界趋势下，推动“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的实现。
再次，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倡导综合式的比较研究策略，以阐发法最为突出。曹顺庆教授在他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其策略论体系初探》一文中较全面地探讨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策略体系，主要包括“阐发法”、“异同比较法”、“对话研究”、“文化模子寻根法”和“整合与建构研究”。“阐发法”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和策略来研究我国的文学，钱钟书的《管锥编》、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张隆溪的《诗无达诂》等均是阐发研究在比较文学中取得的令人满意的结果。但是，阐发法也存在着自身的缺陷，在运用阐发法进行研究时，存在着以强势文学系统为本位的单向传播与接受，这种文化与文学的交流虽然推动了文学的发展，但由于没有形成世界性的多元文化的对话格局，缺乏一种双向的理解与交流，因而演变成了以强势文学或文化为中心的弱肉强食。“异同比较法”从求同出发，立足于中国文学并将其推向世界。“对话研究”需要解决的理由包括话语理由、术语理由以及平等对话原则等，较为深入地探讨学科理论和学派策略论。“文化模子寻根法”主要从两个文化模子的叠合处探求“共相”，在不叠合处寻求事物的本源。“整合与建构研究”主要指理论和文学观念的建构。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倡导综合的比较文学研究策略并不是要否定其他可行的策略，而是旨在建立一种比较全面的、科学的研究策略。
最后，笔者想提及的是由曹顺庆教授提出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2006年，曹顺庆教授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变异学研究》一文中指出将变异学作为比较文学新的研究领域是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加以考虑的，包括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目前状况、文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以及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以往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强调求同，变异学概念突破了这一限定，旨在从异质文化的立场研究不同文明间的文化交流。变异学研究从不同的层面体现了这种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包括语言层面、民族国家的形象层面、文学文本层面和文化层面。四个层面的变异学研究不再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这有利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文化中心主义的破除。虽然变异学还存在着某些不足和缺陷，但却使比较文学的思维方式有了转变，突破求同，着眼于求异，超越了研究领域的局限，推进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建设。
注释：
[1]曹顺庆.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J].中国比较文学，2001：2
[2]季羡林.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前言[C].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
[3]黄维梁.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拓展[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
作者简介：周青青（1989-），女，江苏淮安人，苏州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