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寻父”；身体；成长
1003-0751（2014）04-0163-05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伴随着国门开启，中国文化艺术界也掀起了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浪潮。旧有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逐步退潮，民族话语勃兴，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中国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思想领域都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革。传统与现代、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空前激烈。新一代男性主体在这种矛盾、复杂而又生机勃勃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精神分析学认为，父子关系场域是男性主体成长的基本场域。“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主体在经历俄狄普斯情结和阉割情结的过程中获得了性别和主体性。”①父亲的介入破坏了母子同一的完美场景，伴随着“俄狄普斯情结”的产生，成长的“子”一代经历了青春期的“弑父”冲动。“子”一代在克服“俄狄浦斯情结”与象征之“父”认同之后，获得强大的超我，完成了新一代男性主体的成长。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复杂文化环境中的男性主体同样在“俄狄普斯情结”中进行着艰难的主体蜕变。他们的成长与复杂的时代环境紧密胶着在一起。其“寻父”与“弑父”历程不仅是个体性的，而且展现出时代文化的结构与动态，以及民族国家主体的文化心理需求。此时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寻根与先锋文学，在反复出现的父子场景中为探讨男性主体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文化信息与广阔的文本空间。
“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②身体话语同时是一种权力话语，它可以被“阐释成代表和表现权力关系的符号系统”③。以父子身体争斗为根基的“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本质上是父权制内部子与父的权力争逐在男性集体无意识中的投影。作为文本中的重要范畴，“身体”成为表述和想象父子权力关系、展现子一代男性主体成长状况与遭际的重要手段。本文以寻根和先锋文学文本表述中的父子身体修辞为出发点，剖析这一时期“子”一代男性主体的成长状况，进而揭示同一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叉或冲突状态。同时，在对男性主体成长状况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也试图勾勒出民族国家主体的心态结构。
一、从“寻父”到“弑父”
如果不按寻根文学作品发表的时间顺序，而按照作品中的身体表象流向之逻辑顺序来归纳文本中的身体话语，那么寻根文学中的身体明显经历了由强健到委顿的过程。《最后一个鱼佬儿》中的福奎“精壮得像一只硬邦邦的老甲鱼”；《商州初录》中的商州男人“肩头都有拳头大的死肉疙瘩”；《老井》中的孙旺泉“在两块筋肉结实的胸大肌之间，从上至下，现出一道长长的暗红胎记”，标志着他“小龙转世”的神性身体；《红高粱》中的余占鳌“强劲彪悍的血液在他黝黑的皮肤下川流不息”……此时占据文本中心的无疑都是强健伟岸的男性身体。然而随着寻根的深入，这一雄强有力的身体却被另一种身体形象替代了：《小鲍庄》中为“仁义”而献身的小英雄捞渣是个孩子；《爸爸爸》中的丙崽是个白痴，虽然成年，其身体却停留在孩童阶段不再长大；《女女女》中幺姑是女性，老年幺姑的身体退化成猴子，又退化成鱼。占据“寻根”文本中心的身体形象有何象征作用？身体形象变迁表象下的内在动因及其与男性主体成长状况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此处要探讨的理由。“寻根”通常被理解为“寻父”，即寻民族文化精神之“父”。民族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是在现代性语境中产生的概念。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间相互区分的最重要质素，是民族国家主体和个人主体的身份认同（归属感）的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中国面对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之时，民族文化不是被国际化浪潮所淹没，而是亟待被凸显出来。因为“它意表了在外来文化重大的影响下，一种‘自我认同’的急迫的追寻。隐含在其动机之下的是一种恐惧，害怕文化的认同在心理上受到淹没甚至被根除；另一面又因当初之有向外求借之必要而感到自惭形秽——一种认为自己人‘落后’的自卑感”④。封闭的国门被打开之后，如何建构一个与历史被割裂之前相呼应的稳固而统一的民族整体，成为一个政治理由。自20世纪80年代起，启蒙话语回归。“启蒙历史不仅是向现代性的积极迈进，而且是对原生主体的挖掘及以本质论的策略来使现在与过去重新接轨。”⑤20世纪80年代，民族话语的空前强大，正是重新面对世界的民族国家对民族进行重新想象、秩序化和符码化的内在寻根与先锋文学中的父子身体修辞与男性主体成长状况相关论文由www.shuoshilunwen.com收集,如需论文.需求。寻根文学是这一民族国家内在需求在文学象征系统中的表现。
寻根文学中的男性作家作为新的时代主体承担起了建构稳固的民族意识形态与主体身份的伟大历史使命。对于寻根文学的男性作家个体来说，“”时期“上山下乡”的宏大政治意识形态光芒消散之后，曾经稳固的“自我”也随之消失，这引起了他们自我认同的焦虑。“自我总是根据并且依靠能指来构建或整合，一旦‘父亲之名’或‘超验能指’不为社会所容或遭到拒绝，代码的内聚力就会消失。”⑥于是，他们亟待寻找新的象征之“父”以重新建构主体自我。“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个人唯一的生命周期与特殊历史片段的巧合相遇，乡村的传统文化、民风乡情成为男性主体生命的一部分。一旦宏大政治作用撤离，传统文化或民族精神就成为他们急于认同的象征之“父”。这样看来，寻根文学中占据文本中心的“身体”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外射，代表着男性作家主体对民族文化精神之父的想象与情感。在《最后一个鱼佬儿》《商州初录》《老井》《红高粱》等文本中，强健的甚至“神化”的男性身体作为一种象征，隐喻着“子”一代男性个体对民族文化精神之“父”的强烈认同和皈依之感。在寻根文本中，民族文化精神之“父”所外化的身体在《小鲍庄》《爸爸爸》《女女女》等作品中显示出的像孩童、女性和动物身体形象的变迁，显示了“子”一代对民族文化象征之“父”的认同出现了裂缝和危机。文本中的身体不仅是具体的血肉之躯，更具有象征作用。传统文化之象征身体依附于男权制话语系统而产生作用。在男权制身体话语中，强健的男性身体不仅仅是在场的身体，还是一种观念、权力和力量，它直接与代表着征服、统治的主流男性气质相关联，赋予其拥有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合法性。民族文化精神的承载者余占鳌与孙旺泉们拥有雄强的男性身体，同时还拥有女人、儿子和壮丽的事业，他们不仅占据文本叙事的中心，而且成为文本所展现的生活的中心，拥有叙事和的双重完满性。如果说强健的男性身体指涉的是权力、圆满、中心、不朽及合法性，那么儿童、女性、侏儒、动物等身体表象，则代表了匮乏、丧失、边缘和堕落。通过身体修辞的转变，其所指涉的象征对象被由象征系统的中心推到，失去了占据中心的合法性。这意味着寻根男性主体放逐了民族文化精神象征之寻根与先锋文学中的父子身体修辞与男性主体成长状况相关论文由www.shuoshilunwen.com收集,如需论文.“父”的神圣性和权威性。身体变迁的表象之下已然暗暗涌动着寻根男性主体的“弑父”冲动。
寻根男性主体由“寻父”走向“弑父”是现代性语境下的必定。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启蒙现代性的、价值和心态为男性主体（包括寻根文学男性主体和稍后更为叛逆的先锋文学男性主体）的“弑父”与成长提供了文化资源。“寻根并非劝诫人们返回远古，而是通过传统文化的镜子喻示当代文化的欠缺。”⑦寻根是在现写作技巧性精神烛照下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美化回访，而并非对其、价值有着本质上的认同。寻根文学在形式上显示出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某种相似性，但在经验内容上却仍是对“五四”启蒙意识的回归，是对现代性的呼唤，而不是对它的批判和反思。这同时也指涉稍后的先锋文学。启蒙现代性体现为一种线性的时间观，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⑧，体现为“神学世界观的衰微，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的理性化”⑨，体现为以个体的生成、个人主体性的张扬为基础的超出原属群体的社会关系⑩。以此为参照，处于封闭、循环时空中，以家族或族群价值为中心而牺牲个体利益的前现代传统文化在某些方面会显示出退化、愚昧的特征。这决定了“寻根”对传统文化与精神的回访是男性主体身份认同处于焦虑与危机之中的阶段性产物，而不能承载他们个体存活的全部作用。
这一时期寻根和先锋文本对民族文化精神之父的批判和审视与占据文本中心的身体形象的“退化”是同构的。《小鲍庄》中村民童养媳、殴打妻子、欺凌外乡人拾来等非仁义的行为，是对文中反复强调的“仁义”的鲜明反衬；而“仁义”的化身捞渣的早夭同样暗示着其所代表的传统美德的早夭，对其事迹的大肆宣传、迁坟扫墓等又是对古朴乡风的极大反讽。《爸爸爸》则根本意不在寻找传统美德，反而是揭示传统文化的愚昧与趋亡。那毒不死的丙崽更显示了传统文化中负面力量的强大与对现代文明的威胁。《女女女》中幺姑身体魔幻般的退化代表了传统文化的没落将亡。《妻妾成群》和《伏羲伏羲》对行将就木却依然势力强大的“杀人”的夫权、父权的表现，《世事如烟》对道家“采阴补阳”的变态性场景的描写，《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对装满童男童女体液的白玉瓷罐的刻画……这些现代文明视角下对传统文化“以杀人擅长的父性的世界”B11的挖掘，宣告了现代性视角下传统文化的合法性危机。
“弑父”不仅是推翻，更是成长和创造。“弑”传统文化精神之“父”，成就了男性主体作为冲决传统文化藩篱的、持有现性精神和价值观念的现代主体身份。同时，20世纪80年代寻根与先锋文学男性主体的民族话语与“五四”相呼应。在他们看来，“冲决传统文化藩篱的个人意识的觉醒与国家进步之间不仅没有必定的冲突，而且也是符合民族与国家利益的”B12。对传统文化精神中那些糟粕的抛弃（“弑父”）不仅无害于现代主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反而有益于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
二、“父亲”身体修辞与失败的“弑父”
持有现写作技巧性视角的寻根与先锋文学中的男性主体作为沉浸在“俄狄普斯情结”中的“子”一代，试图通过“弑父”来走向成长。这时的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中出现了大量被审视的具体的“父亲”形象，显示着“弑父”的深入与男性主体意识的深度自觉。走向“弑父”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中具体的“父亲”身体多是存在理由或缺席的。《妻妾成群》中的陈佐千难以维持性生活；《伏羲伏羲》中的没有生育能力；《之家》中的刘老侠“血气旺极而乱，血乱没有好子孙”；《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父亲是个哑巴胎；《奔丧》中的父亲是一具腐烂的遗体；《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如恶魔一样克死子女；《鲜血梅花》中的父亲已死去……“父亲”不仅是作为身体的存在，而且是社会的构成物。“父亲”的身体是“社会象征秩序”B13的场所。社会象征秩序是一套有一定内聚力的社会代码，以此代码建立各种社会契约，影响社会关系以及人们之间的交际、个人行为和对社会的认知。根据拉康的观点，这个象征结构和它的动作过程是由“父亲”之名来保障的，所谓“父亲”之名就是指心理结构中的象征性秩序或“超验能指”，其功能就是为事物赋予作用，特别是为人生的事件赋予作用。B14在这些文本中，父亲身体的异常甚至缺席并不影响“父亲”的强大力量。“父亲”所代表的象征秩序是超出血肉之躯的、可依照既有法则独立运转的稳固存在，为“子”一代的成长投下巨大阴影。丧失性能力的陈佐千依然可以实施“父之法”而将梅珊秘密处死（《妻妾成群》）；奄奄一息的依然可以利用传统秩序将杨天青剿杀（《伏羲伏羲》）；血旺而乱的刘老侠作为沉草的之父可以命令其将自己的血缘之父杀死（《之家》）；死去了的阮进武依然可以决定儿子阮海阔的生命作用（《鲜血梅花》）……可见，文本叙述中对父亲身体状况的异常或缺席的描写或想象，只不过是利用身体的修辞意图拆解这一社会象征系统代码，进而颠覆“父亲”之名的一种表述方式，而不可能在事实上推翻父亲、进而使自己成为父亲。以异样的父亲身体修辞来宣告“父亲”所象征的文化传统或象征秩序的合法性危机，源于“子”一代强烈的“弑父”冲动；而对强大的“父亲之名”压抑氛围的营造，又反映着“子”一代在“父亲”阴影下的焦虑心理和阉割状态。这已然显示了“子”一代难以走出“父亲”权威的成长困境。实际上，寻根与先锋男性主体所要“弑”的“父亲”只是在现写作技巧性精神参照下显示出落后愚昧特征的传统秩序、封建礼教等内容，而并非对传统文化精神做全盘否定。传统民族文化精神及其价值等作为血缘之“父”已经融入“子”一代的血液，成为他们内在自我结构的组成部分。不将传统文化精神的内在做明确区分，而笼统地将其以“父亲”形象树立为成长期“子”一代的对立面，就注定了这样的“弑父”必定不会成功。
三、“子”之身体修辞与反抗途径
对“父亲”身体的异样修辞显示了“子”一代强烈的“弑父”冲动，然而子一代的成长状况与遭际最终体现在文本对其自身身体的想象和表述中。此时的文本中，强大的父亲阴影下的子之身体同样是异常的。《鲜血梅花》中的阮海阔“虚弱不堪”；《我胆小如鼠》中的杨高挨打受气；《世事如烟》《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中的子女早夭；《之家》中刘老侠的四个孩子“像鱼似的没有腿与手臂，却有剑形摆尾”，第五子演义是白痴；《红高粱》中反复感叹“种的退化”；《伏羲伏羲》中杨天青虽拥有强健的身体和硕大的，却在“父亲之名”的压抑下走向身体的毁灭……文本一方面通过对“父亲”身体的异常化或缺席的想象来表达“子”一代强烈的“弑父”冲动，另一方面通过对子一代的身体修辞来寻求反抗的途径。“父亲”所代表的象征秩序对“子”一代行为、认知、作用的深刻影响，使得“子”一代自我存在的价值受到压抑和排挤。他们所拥有的只有自己的身体，身体之外即是以父亲的权力为中心的象征界，他们难以从身体之外获得主体感知。受压抑的“子”一代被迫将自己的身体作为反抗父亲的场所。
马尔库塞把弗洛伊德所说的个体的死亡本能扩展到社会集体心理层面上。他认为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道德的观念进入个体的“超我”层面，并成为集体无意识代代相传，压抑着个体的“本我”，生发出“死亡本能”。死亡本能在无意识层面引导主体逃离痛苦和缺乏，表现了反痛苦、反压抑的永恒斗争B15。身体的向死性因而具有了反抗的作用，可以爆发出“恨和破坏的力量”B16。子一寻根与先锋文学中的父子身体修辞与男性主体成长状况由优秀论文网站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代的身体与“本我”层面相契合，“父亲之法”渗透到“超我”层面，对“本我”进行压抑，进而使“子”一代的身体生发出“死亡本能”，爆发出破坏和颠覆力量，挑战“父亲”的权威，这在文本中表现为子的自虐、等。以《伏羲伏羲》为例，杨天青强烈的性欲和生殖力显示着子获得主体性的巨大需求，而以为载体的象征秩序却将其牢牢固定在“子”的位置上；本我受到“父亲之法”（超我）压抑而产生的“死亡本能”引导杨天青走向。“子”一代身体的毁灭，成为强大的父亲阴影下被压抑的“子”一代有可能作出的有限反抗。同样，“子”一代的早夭、身体形象的虚弱、渺小或返祖、退化等，同样是他们以身体的异样修辞为手段对压抑了“子”之成长的强大“父亲”之仇恨的强烈表达。
先锋文学中常常出现的以身体为中心的暴力、刑罚或自虐场景，如《往事与刑罚》《一九八六年》《现实一种》，及后来出现的《檀香刑》等，同样体现了“子”的身体的向死性所爆发的对“父亲”的反抗力。先锋文学男性作家主体作为备受压抑的“子”一代，在政治意识形态、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学表述方式等“父亲”的阴影和阻碍下成长，其“死亡本能”在文本中外化为男性主人公对身体的自虐、暴力、攻击等行为，以及充满死亡氛围的文本叙事基调，这些在《河边的错误》《西北风呼啸的中午》《死亡叙述》《世事如烟》《偶然事件》《之家》《妻妾成群》《披甲者说》《敌人》《迷舟》等文本中得到了反复和集中的表现。文本常常对男性身体所经受或渴望经受的残酷刑罚充满快意的想象和表述，使得处于成长困境中的“子”之身体成为反抗“父亲”的场所，释放出强大的控诉力量。
然而，这并不是说先锋文学中对孱弱的“子”之身体修辞就使“子”一代完成了成长为主体的蜕变。“弑父”是男性个体成长过程中的一股冲动，使自己成为父亲才标志着男性主体的诞生。对“子”的身体的异样修辞只是宣告了子的“弑父”姿态和冲动，而并非有助于“子”一代在象征秩序内占据中心位置，以彻底完成子的成长。相反，以子的身体而非父的身体作为“弑父”的中心场所，实际上是一种消极的、悲哀的反抗。即使他们杀死自己，也并无法撼动父亲的一丝权威，反而在“父亲”的压抑下走向自虐或死亡。将“子”一代的身体作为“弑父”的场所，正是强大的“父亲”对“儿子”压制的结果。除了伤害自己以报复父亲之外，他们丧失了一切反抗的力量与希望。子一代对自身的身体修辞所体现出的主体性，实际上并没有使自身占据象征秩序的中心。由于这种不成功的成长，文本中的子一代可以说并没有获得主体性，他们只是主体意识觉醒的、渴望成为主体的“半主体”。
寻根与先锋文本空间中，受困于“俄狄普斯情结”而艰难成长的男性主体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时代文化信息。由身份危机时急切地“寻父”到持有现写作技巧性精神不遗余力地“弑父”，显示出男性主体处于东西方文化交叉与矛盾中的复杂心态。民族文化精神是构成男性主体稳定身份认同的根基，而“现代性”则是西方文明渗入后视角转换的必定。拥有国际化视野的他们不可能在传统民族文化或民族精神之梦中长睡不醒。寻根与先锋文本中“子”一代“弑父”的姿态是决然的。然而强大的“父亲”作为“儿子”的“血缘之父”，其所持有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已经深入血液，成为“子”一代自我的一部分，永远难以磨灭，“弑父”的失败可谓是必定结局。同时，“现代性”的价值、观念结构是“子”一代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他们必定要顺应历史走向，在现代性时空中实现个体人生的价值与作用。失败的“弑父”所导致的“半主体”身份，显示了“子”一代在民族文化精神与现代性之间徘徊游移的焦灼心态。这也许暗示了他们必须要寻求新的途径来平衡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性的力量以进入象征秩序，建立稳固而统一的主体性。
男性主体的成长状况隐喻了民族国家主体的心理结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是贯穿历史与现代、建构统一而稳固的民族国家主体身份的土壤，是民族国家存活的根基与立足的依据；而走入现代世界格局的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再也回不到以东方文化为中心的古老神话乌托邦，中华民族必定要在现代世界格局中实现民族力量的再度爆发与伟大复兴。如何平衡民族文化精神与现代性价值理念，同样是进入现代世界格局的中国想要获得稳定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身份认同所迫切需要解决的理由。
注释
①[英]玛丽·雅各布斯：《阅读妇女》，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页。
②于坚、谢有顺：《写作是身体的语言史》，《花城》2003年第3期。
③[英]布莱恩·特纳：《身体与社会》，马海良、赵国新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36—40页。
④[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页。
⑤[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王宪明、高继美、李海燕、李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5页。
⑥B14B16方成：《精神分析与后现代批评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3、143、9页。
⑦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⑧汪晖：《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4页。
⑨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08页。
⑩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22页。
B11许志英、丁帆主编《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395页。
B12王宇：《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80页。
B13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页。
B1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黄勇、薛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9页。
责任编辑：行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