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公共管理；经济学思维；贱卖创富；经济学中毒症；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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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两个不同学科，经济学与公共管理学尽管涉猎领域存在交叉重叠、策略手段可以相互借鉴，其核心价值和目标方向却有所不同——经济学以财富增长、富国富民为目标，公共管理学则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前者立足于自利性，后者立足于公共性；前者侧重于物质利益、追求社会的经济繁荣，后者则侧重于人际和谐、追求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果看不到二者间的这种差异，在追求眼前利益和物质利益方面更有效率的经济学就会鸠占鹊巢，取代公共管理学对公共管理实践的指导地位，使公共管理误入经济主义或唯经济论的歧途，从而引发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
一、中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的九大表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在中国的公共管理中逐渐反客为主，使公共管理逐渐被经济学思维所主导，表现出明显的“经济学中毒症”的症状。
第一，经济学家把政。经济学家逐渐成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把脉人。他们已成为主政者身边数量最多且最有分量的智囊，甚至给外界造成一种主政者事事问政于经济学家的印象——经济学家不仅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对其他领域的政策制定产生了显著影响。
第二，经济学人入政。经济学博士、硕士成为中国少壮派官员扎堆攻读的学位，经济学科的毕业生（包括经济学院、商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毕业生）成为公务员招录中所占比例最大的人群。
第三，经济学课程训政。经济学课程成为中国某些干部培训班（败等专门培训班除外）的首选课程，通常还是分量最重的课程。
第四，经济学思维主政。效率至上、追求经济高速增长的经济学思维一度成为主政者的默认思维模式。
第五，经济学理论统政。西方经济学理论（如公共物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不仅成为公共管理学最流行的理论，而且还被尊奉为公共管理学的基础理论，从而使公共管理实践潜在地统领于经济学理论之下。
第六，经济考量定政。经济考量成为我国公共政策和制度设计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有时甚至成为唯一的考量因素。
第七，经济指标考政。GDP指标成为考核社会发展和官员政绩的决定性指标，而前几年差不多还是唯一的指标；招商引资成为地方政府仅次于维稳的工作和职能。
第八，经济发展代政。各地普遍存在以经济政策代替社会政策、以经济发展衡量社会发展的现象，尽管近年来已经有意识地开始纠正。
第九，经济取向示政。从某些公共政策到相当多的官员交友，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嫌贫爱富倾向。发财致富成为政府通过政策制定和公务活动灌输给民众的最主流的价值追求，个人财富成为衡量个人成功的通用标尺，甚至连大学也以培养了多少富豪为荣。
显然，经济学通过影响公务员和民众的思维来影响国家的公共管理实践。经济学对人的思维的影响从两个实例中可以得到印证。2011年4月，某大学教授在微博中对其研究生提出要求：“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家）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1]如此惊世骇俗的门规所反映出来的招生标准和价值取向，让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而该教授不仅不觉得不妥，反而认为培养学生的“财富意识”是其所教授的房地产经济学专业的“工作内容”。无独有偶，其后媒体又爆出一起某大学副教授以其宝马车和豪华手机号码来嘲讽学生的事件，而该教师的专业背景恰恰也是经济学[2]。可见，对于最具有独立深思能力且生活优裕的大学教授，经济学尚且能使其如此“财迷”，经济学对其他人的思维影响更可想而知。只要想一想主政者对经济学家的倚重程度，想一想少壮派官员对经济学学位的趋之若鹜，想一想公务员培训中经济学课程占的比重，想一想拥有经济学背景的官员的数量和职位，我们就不难想象中国的公共管理中的“经济学之毒”有多深。
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否认经济学人及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公共管理及改革开放做出的巨大贡献，而且中国的公共管理也离不开经济学的支持，但过则成毒、偏则为祸——经济学对中国公共管理的影响已严重超出其本分，从而导致了我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
二、中国公共管理的“经济学中毒症”助长的四大恶果
(一)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件和极端事件频发，国家富而不稳，社会富而不安
基尼系数是衡量社会贫富分化程度最直接的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自2000年开始超过0.4的警戒线，其后逐年上升，并于2004年超过了0.465。尽管此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发布国内的基尼系数，但学界普遍认为近年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甚至超过0.5，而欧洲、日本的基尼系数则在0.24～0.36之间[3]。除基尼系数外，我国富豪与贫困人口的数字也能反映出社会贫富分化的程度。根据《群邑智库·2011胡润财富报告》，截至2010年底，除香港、澳门、台湾外的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千万富豪人数已达96万人，比去年增长9.7%[4]。难怪2010年中国成功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5]。而同样是在2010年，我国人均年收入在1196元人民币（约等于0.5美元/日）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2000多万，若按照联合国确定的1美元/日的绝对贫困线来衡量，我国的贫困人口则将过亿[6]。也就是说，截至2010年底，我国每1400人中有1人是千万富豪，而有上百人的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其中更有20多人的日均收入不足半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