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边缘加密货币-turnitin论文查重

比特币创世论文的语言显得格外冷静和去政治化，文中没有出现政府或主权的字眼，甚至仅将比特币描述成一个区别于传统金融的支付系统；但是，中本聪在比特币的创世区块里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The 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财政大臣正站在第二轮救助银行业的边缘）。
尽管，比特币创世论文问世时，朋克们已经过了鼎盛期，由创始人之一John Gilmore在2001年宣布解散；但是，在最初由中本聪注册的比特币网站上，朋克Wei Dai提出的b-money被称为是比特币的精神先导。
似乎，中本聪在刻意地回避与朋克们的联系；似乎，中本聪在委婉地表达对朋克们的敬意。比特币去中心化的特性真切地呼应了朋克们的追求：用技术保护个人隐私不受其它人或者政府的侵犯。
这一意识倾向在Timothy May的《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和Eric Hughes的《一个朋克的宣言》中有充分的体现。相比而言，Timothy May的观点更为激进：“国家必定会试图减缓或阻止加密技术的传播。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加密技术的无政府主义扩散。团结起来，除了带刺的铁丝网，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Eric Hughes说：“在信息时代，对于开放的社会，个人隐私是必需品。个人隐私要受到普遍的保护，它就必须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人们必须联合起来为了共同的利益来推动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比特币为首的加密货币从一诞生开始就预想到未来的路很曲折，它们在政治的边缘努力地挣扎。
朋克们的理想
朋克们充满的宣言里，透露着热切的无政府主义理想。在中国的话语体系里，“无政府主义”从来都不是带有褒扬意味的词语，甚至连中性词都不能算。在西方，“无政府主义”渊源来自，深深根植于霍布斯、洛克、卢梭等斗士的自由理念里。只不过，与自由主义者从同一起点出发，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同政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成为自由的保障。
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对完全自由的捍卫及对政府的彻底否定”，但是他们的思想与自由主义有着本质的同源性。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诺齐克、布坎南和哈耶克的著作《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自由的限度——在无政府与利维坦之间》、《自由秩序原理》也强有力地支撑了无政府主义的诸多观点。诺齐克论证了优先于利益的绝对权利，认为任何人都永远没有资格侵犯个人权利，不管是出于什么理由，包括政府在内。哈耶克“自生的社会秩序”则透露了：在无政府状态下，没有政府而获得秩序是可能的。
自由主义是什么？一种政治信念？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体制？一种生活方式？1973年，哈耶克在为意大利《新世纪百科全书》撰写“自由主义”词条的时候，就已经遭遇到这样的困窘——“‘自由主义’一词现在正以各种不同的含义被使用着，而这些含义，除说明它对新思想的开放性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些新思想包含着一些同自由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所表示的本初含义截然相反的东西。”
尽管哈耶克这样描述自由主义的混乱，我们仍可循着自由主义发展的时代印记，追寻其代表人物的观点，梳理出自由主义的基本诉求。学者们普遍认可洛克创始了古典自由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突然有一天，洛克的脑海里就出现了体系完整的古典自由主义。事实上，随着政教分离、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兴起，宪政制度的萌芽、大批受启发的教徒已在等待古典自由主义的召唤。
1746年，英国一个社会团体发表了《痛斥一切暴君》。这说明，早于古典自由主义，自然法、个人权利、财产私有、权力制约等理念已经逐渐成熟了。基于此，洛克提出：个人权利来源于神圣的自然法，政府法律如果与个人权利相违背，个人有权利不遵守；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人民仍保留撤回这一授权的权利；个人自由依赖于私有财产权。
从洛克的古典自由主义原点出发，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探讨了人的平等，主张个人平等地拥有最广泛的权利，政府应该公平分配资源，保证个人平等的实现。
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经济学界也不乏追随者，比如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派。自由的理念自始至终贯穿在哈耶克、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中。他们认为，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政府干预会扭曲资源配置，主张有限政府。权力制约的思想在布坎南、诺斯的理论中也体现得相当充分。布坎南认为，人都要追求个体利益，宪政要解决的理由是如何引导个体自利实现社会协作，主张权利的监督和制衡。诺斯认为，西方社会的成功源于一套社会规则制约了政府权力滥用，这些规则就是制度。政府应该明晰产权，保护契约执行，推动市场竞争。
个人、市场、有限政府、权利制衡，在不同的时代，这些关键词反复出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里，无不体现着自由主义追求宪政的政治理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
自由主义学者福山在其《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宣告，一个普遍认同自由主义理念的时代的来临，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的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在福山的世界里，自由主义居然是以终结者的身份出现的！这会不会太夸张了？且不说数百年间，自由主义跌宕起伏的命运，以及演化出来的众多扑朔迷离的流派，在一个如此多元化、如此复杂化的现代社会，怎么还能像古代社会一般，通过一场政治运动、一次思想洗礼就能达成统一共识，找到终极答案？难道我们的世界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全球化的社会结构
工业革命之前的经济生活，在英国神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分析中描述得十分悲观：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而谷物以算术级数增长，人均谷物产量只会下降。长远看，农业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人口过剩的最终解决方案还得靠饥荒、疾病和战争。现在看起来，这种观点显得有些可笑，但它却可以作为理解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微观上讲，政治发展没有普世的模式。但根据福山的观点，在高层次的抽象中，政治发展与生物进化十分类似，竞争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且总是较为成功的、能发展出较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政治制度，取代较不成功的。这一逻辑下，拥有领先的科学技术、经济的主导权、政治结构的西方文明无疑更具吸引力。
1989年，柏林墙倒塌之后，有个普遍的检测设：几乎所有国家都将过渡成西方制。也许这个检测设有些过于乐观，但不可否认的是，曾经各自为政的发展模式已逐渐被西方文明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转变了。即使是世界上非常封闭的地区，像阿富汗、美拉尼西亚这样的地方也不能幸免。
加密货币的NGO通道
当下，西方的生产方式甚至生活方式、趣味流行于全球。生活在农村和城市没有多大分别，生活在北京和纽约也没有什么区别，随处看到的是同样的水泥、玻璃的方块建筑。全球化的时代里，社会关系逐渐走向了两个极端：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广泛化、复杂化；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虚拟化、弱化。这进一步引发了社会结构的变化：非政府组织（NGO）的大量出现、社会结构扁平化。
美国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杜赞其的研究中，中国传统社会里，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倾向十分明显，乡村组织并非仅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反而，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国家权力的延伸依赖于社会权力，特别是宗族。宗族作为乡村公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承担了维持封建及秩序的作用。村务管理、公共活动以及构成村公会成员名额的分配，都以宗族或亚家族为基础。
杜赞其还引入了“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个概念来描述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包括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表面上看，这一网络并无用处，但它是权威存在和施展的基础，将国家政权和地方社会融合进一个权威系统里。
传统社会管理的很多方面，国家是放权的，通过地方社会自行解决，比如水利制约。用水的村民集团叫闸会，其成员包括2-10个村不等，制约着灌溉用水的分配。这并不是管理用水和制约用水的唯一集团，实际上存在一个多层次的等级组织：从家庭、小集体到闸会、闸会联合。每年，各闸会聚集一次，疏浚河流、加固堤坝，并根据使用水量提供劳力和财力。一般情况下，闸会内部或闸会之间出现争斗时，由闸会首领们开会调解，既不涉及诉讼，也不惊动官府。
要是把闸会放到现代社会里，恐怕还有一个时髦的称呼——非政府组织（NGO）。近20年里，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蓬勃发展。在传统较为深厚的国家，非政府组织远远超越了传统社会里争端解决机制的角色，已然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渴望政府怎么写作、市场效率，又惧怕政府权力恶性膨胀、市场失灵的左右为难的尴尬境地。
全球化除了带来社会关系的复杂化、广泛化，也带来了个体的孤立和渺小。面对强大的政府、无所不在的市场，单打独斗很难维护个体权利、表达个人主张，个体的联合成为必定的选择。比如，有维护薪酬、休检测权利的工会，有争取同性恋权利的国际同性恋者人权委员会，有反对吸烟的反烟草非政府组织联盟，有保障儿童权利的国际拯救儿童联盟，甚至还有推动电子加密技术发展的朋克邮件名单等，这些非政府组织都代表着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领域表达各自的诉求。检测如，有一个同性恋者，拥有工作，反对吸烟，热爱公益事业，同时还是一个比特币爱好者，这些多元化的个人诉求通过非政府组织都能找到共鸣，得以表达。尽管，这些组织里的每一个人互相并不认识，却基于多样的、共同的利益表达，广泛参与到社会事务的治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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