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历史必定性
1008-410X（2013）06-0045-05
一、从战争到中国成立，中华民族两次选择
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都以失败告终战争把一个自命为天下中心的天朝帝国捅了一个大窟窿，清朝士官阶层睁眼看到外面的世界时大吃一惊。当中华帝国沉浸在自以为拥有可以打遍天下的火炮和长辫子的优势之中时，却对装备着工业革命成果的西方列强的洋洋炮无可奈何。龚自珍、林则徐等觉察到大清帝国原来已远远落在西方资本主义之后，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再简单不过。
知耻而后勇，中华民族探索新出路的艰难历程从此开始。林则徐、魏源等开明官员试图为走向末日的清王朝寻找新出路，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办法最终未能阻止列强的侵略和瓜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由于资本主义列强的目的不是为了大清王朝发展经济、扩大对外贸易，而是为了输出他们过剩的资本、掠夺中国的资源，当时的改良者们没有看清资本主义的本质，意图通过对晚清封建制度的修修补补延续清王朝的生命已无济于事。太平天国的农民领袖们虽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最终未能摆脱农民思想的局限，那些农民领袖在一时的胜利面前沾沾自喜，并迅速跌入贪污腐化和荒淫无度的怪圈，最终失败已属难免。
在历经多次改良失败后，伴随西方思潮的大量传入，效仿欧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成了当时的新选择。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应运而生，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性由提供海量免费论文范文的www.shuoshilunwen.com,希望对您的论文写作有帮助.康有为延续了古人托古改制、返本开新的路径，以《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等阐发自己的政治改良主张，意图效仿英国的光荣革命，通过和平改良的方式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由于以慈禧为代表的反动封建势力过于强大，绝不可能把皇权拱手让出来，搞成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戊戌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中国第一次尝试资本主义道路以六君子被杀而夭折。
但历史变革的脚步并未停滞，在和平改良再次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新兴革命力量迅速崛起。孙中山也并非一开始就以革命者自居，他只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救民于水火，转变中华民族的战乱局面。1894年，孙中山带着他八千言的政治主张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李鸿章，如果李鸿章及时召见他们并委以官职为朝廷效力，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可能改写。孙中山和陆皓东在天津等了三天，也没有得到李鸿章的召见，这使得孙中山通过和平渠道施展政治抱负的大门最终关闭，1911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已不可避开。
按照辛亥革命后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国本应顺利走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1911年12月29日，孙中山以其建国学理和海内外声望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族开始了第二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尝试。但是，中国资本主义道路遭遇国内复辟保守势力和帝国主义干预势力的双重阻力，这预示着资本主义在中国必将经历艰难曲折的过程。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摆脱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干预，而“西方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而是要使中国成为它们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永久性市场，以掠夺更多的资源，攫取更大的利润”[1]（P8）。当时的中国未能发展出与帝国主义势力抗衡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封建势力虽然腐朽落后，但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并同写办势力结合起来，就成了难以摧毁的堡垒”[2]（P36）。走资本主义道路需要彻底挣脱封建势力的干预和影响，但中国封建意识和传统的权力观念根深蒂固，独掌清朝军政大权的袁世凯借革命力量制约朝廷，凭借北洋六镇的军事威力从革命军中巧取了政权，又“利用朝廷的名义来另立法统，由他主动担纲，而不受革命党人之支配”[3]（P24）。作为服侍清帝多年的老官僚，袁世凯在窃取了总统职位后，其权力势必不想受任何制约。1912年8月选出的被当时媒体戏称“八百罗汉”的参议院和众议员的议员，大多数是“从前朝（帝制清朝）少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转到后朝（共和的民国），仍背着入朝做官的老包袱不放的半旧的政客”[3]（P55），他们搞政治的目的是做官，还不真正懂得什么和选举，这就无法对袁世凯的权力形成制约。早有复辟帝制想法的袁世凯在窃取革命果实后用尽一切手段为自己扫清障碍，革命党虽然发动二次革命，终因没有能与袁世凯抗衡的军事力量，“二月革命时未迭月，革命军就全军尽没，国民党全党上下，被扫地出门之后，早期梦想的以美为师、共和政体的试验，也以全盘失败而告终”[3]（P85）。两股势力勾结以及国民党自身的理由，使得资产阶级共和国尝试的再次失败成为必定。
逆历史潮流而动者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中国人民也不允许历史倒退，革命还会继续。无论是经济改良还是政治改良、无论是农民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尝试一次次失败了。正如指出：“事实说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要解决中国发展进步理由，必须找到能够指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进理论，必须找到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社会力量。”[4]（P2-3）在进行了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失败后，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开始对中国文化进行深刻反省。
二、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争鸣中，马克思主义脱颖而出，中国
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新出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逻辑与历史统一性由优秀论文网站{#GetFullDomain}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如果两党合作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后，必将建立资本主义的国家。中国认为：“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制度，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那时的政治状况也有很大影响。”[8]（P337）依据中国的经济基础，当时未做出“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抉择，“按照国民党‘一大’的纲领，反帝、反封建，实际上是要发展资本主义，不过有一点限制”[10]（P13），实质上是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但孙中山去世后，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国民党的分共、反共势力不断扩张，加之共产国际和领导人在国共合作中的妥协退让等各种理由，第一次国共合作以1927年两次大规模屠杀而告终，则建立了独大的政权，资产阶级共和国仍与中国无缘。日本侵入中国后，在中华民族面对亡国之际，中国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依据国内外形势，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重点探讨了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理由。在开幕词中针对的《中国之命运》提出了两个中国之命运，即“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11]（P1025）。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在广泛的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成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和富强的国家”[11]（P1029-1030），结束战争和分裂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这样的政治制度既非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人民的制度，也不是“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的国家”，“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11]（P1055），实质是“建立一个联合一切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摆脱了统治、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主义的国家制度”[11]（P1056），即“的联合政府”[11]（P1063）。
日本投降后，中国以人民利益为重，采取积极行动力争和平建国。为避开内战，1945年8月23日，、周恩来、王若飞应邀赴重庆，与国民党就建国理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谈判，双方协议以和平、、团结、统一为基础，坚决避开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此后，在国民党频频挑起战事的同时，代表参加了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为维护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不能容忍、也难以承受真正的改革，因而根本不愿意履行这些协议”[12]（P701） ，中国的命运并未按照的意愿顺利实现，妄图实现自己的统治，最终挑起内战。
饱尝自战争后百余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愿望可想而知，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谁挑起战争谁就会成为历史罪人，逆历史潮流而行必被人民所唾弃。中国阻止战争的诚意昭告天下，真正赢得了民心，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相差悬殊巨大的态势下，中国领导的人民军队迅速取得胜利，而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的根本理由。
四、从“联合政府”到“人民”，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彰显历史合力的必定
在解放战争后期，国共两党军事力量的逆转，促使中国的建国主张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历经1946年7月到1947年11月的17个月的战争后，中国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约169万人。1948年1月，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和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明确指出未来中国要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主义的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13]（P1272），人民大众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民族资产阶级，此时的新政权把国民党以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排除在外，由“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实现对于人民大众的国家及其政府的领导”[13]（P1072）。1948年9月，提出中国即将建立的新政权是中国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的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政党在取得革命胜利后不可能再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至此，中国为什么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给出了有力的解答。1949年1月，明确指出：“我们不采取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而采取无产阶级共和国的苏维埃制度……在中国，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会制度在人们中已经臭了，我们不采用它，而采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14]（P265）在纪念建党二十八周年之际发表了《论人民》，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阐述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主张。至此，历史明证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最终破产。“可以说，1927年国民党实行反共，导致国民革命功败垂成，是使中国失去了一次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有利条件的机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顽固地拒绝联合政府，使中国又一次丧失了这样的机会。”[2]（P41）
从“联合政府”到“人民”，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上述事实也表明，中国并未在成立之初就立志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制度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中国根据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力量，从中国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建立了无产阶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后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选择。从整个中国社会百余年发展逻辑和历史事实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不是没有走资本主义，或者说中国有多次选择资本主义制度的机遇，但历史合力决定了资本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定。
历史发展到当代，当中国领导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有人提出“补资本主义的课”。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把资本主义当做发展生产力的唯一路径，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没有看到当代许多移植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发生经济奇迹，这是一种割裂历史、忽视中国社会现实的错误主张。中国现阶段需要补的是生产力这一课，在社会主义制度内能够探索出实现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路径，并且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已经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完成这一课。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角度阐明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历史必定性，有助于我们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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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何敬文
收稿日期：2013-06-23
作者简介：王 力（1967-），男，河北行唐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天津 3003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