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用以解释亚洲三个有力概念-turnitin论文查重

img src="www.shuoshilunwen.com/UploadFiles/2014-02/2/20142208084385584.jpg" alt="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用以解释亚洲的三个有力概念" />[内容提要]相当多的学者认为，经济的增长能够为政治创造条件。然而，很多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经济改革并不一定会导致向政治改革的过渡。与那种认为亚洲为了实现经济和政治的双重进步就必须接纳新的价值观的看法不同。亚洲领导人宣称，亚洲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本文重新审视了亚洲的经济与之间的关系，所使用的研究策略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和重叠、但又彼此不同的概念（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基础之上。
[关键词]文明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亚洲
许多有识之士相信，东亚和东南亚的发展将会证实这样一个理论：成功的经济增长能够为政治创造条件。20年来这一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让人们期待着，的到来将不再遥不可及。首先是日本然后是韩国和中国台湾，打破了它们的传统，变成似乎是真实的体制。它们的成就给中国和经济正在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带来了走同样道路的希望。然而，这毕竟只是众多的现代化理论所暗含的一种期待，其中包括如下检测设，即通过推动经济的发展，外国经济援助将为传统国家向国家的转变创造条件。
然而，从新加坡到中国，这些国家当前的实践却引起了人们的担忧。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从经济改革到政治改革的平稳过渡，而且许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现在坚持认为，这样一种发展顺序既不是不可避开的，也不一定是理想的。与20世纪前2/3的时间里在亚洲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即为了实现经济和政治上的双重进步，亚洲社会必须接纳新的价值观）形成对比的是，现在这一地区发出的声音宣称，亚洲的价值观不同于西方的价值观，在不存在与多元相联系的个人主义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经济的增长。
根据这些看法，既然在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这样被认为实现了的国家和地区，反对党上台执政仍然被看成是一种例外事件，那么，重新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特征作出判断就是合情合理的了。或许亚洲的价值观是独具特色的，而且，紧随1997/1998年金融危机（危机使得被广泛宣扬的经济奇迹的稳固性受到质疑）之后，亚洲的经济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令人困惑。那些急切地想要抢先宣布出现了新的发展范式的人们已经宣称，荒谬的是，亚洲的可能是其经济困境而不是其经济成功的结果。
考虑到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所有不确定性，那么，这正好是一个重新深思亚洲国家中的社会关系的实质的恰当时机：它们是否给稳定的多元化的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这一理由的答案需要超越普特南（Robert D.Putnam）的概念框架，并且它所要使用的研究策略建立在相互关联和重叠、但又彼此不同的三个概念——文明、社会资文明、社会资本和公民社会：用以解释亚洲的三个有力概念相关论文由www.shuoshilunwen.com收集,如需论文.本和公民社会——之上。
每个社会都有其确保社会秩序的文明规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运转正常的社会，从而防止混乱、无秩和无政府状态。根据普特南的定义，社会资本证实了社会成员之间至关重要的信任水平，这一信任水平使集体行动成为可能。社会资本建立在文明规范之上，它是的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下一个阶段。最后，公民社会由多种多样的自治的利益集团组成，这些利益集团能对政府施加压力。公民社会的形成对于的有效运作是至关重要的。
这三个概念是建构理论的基石。文明涉及的是与个人之间的互动相关的最一般的规范；社会资本决定了在集体层面形成共同体和实现国家的目标的可能性，而公民社会为各种利益的表达和集合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基础，这种表达和集合对于多元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国家特有的文明规范要么推动要么阻碍社会资本的积累。一个社会所积聚的社会资本的容量为健康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一健康的公民社会反过来也为政治提供了动力。
这些观念组合在一起的方式有助于阐明如下这些至关重要的发展理由，如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私人行为和公共行为之间的界线，以及个人和共同体的相对价值。这些概念作为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发挥作用，它们不是孤立的变量而是相互作用的模式。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云，而不是钟。（这一说法来自波普尔的一个比喻，他为了说明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关系，以“云”来代表不规则的、无序的、不可预测的现象，以“钟”来代表高度有规则的和可预测的现象。——译者注）
为了尝试解释为什么亚洲形成了现有的道路以及为了预测未来亚洲的可能发展，我们必须依据这三个概念提出一些基本性的理由：不同国家的文明标准是否鼓励了对观点的多样性的尊重并因而允许产生有建设性的政治竞争？它们是否鼓励了远离政治和对权威的顺从？它们的社会资本的类型是否与自由社会必不可少的信任协调一致，或者它更加符合稳固的政权所共有的那种依赖文化（culture of dependency）？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什么？健康的组织机构的出现是否有利于共同利益，或者说，权力的非正规积聚是否将产生腐败和黑手党统治？权力的粘着本质（agglutinative nature）是意味着权力与财富会沆瀣一气，还是说政治和经济领域（以及公共和私人领域）会分道扬镳？
文明：构建一个社会的规则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坚持认为，文明是理解社会是如何形成和被组织起来的最基本的观念，因此也是社会学学科最基本的概念。每一个社会都有其独特的礼仪规则和行为标准，它们使得个人的行为或多或少是可以预测的，并为公共生活设定了基调。文明不能与教养或美德相混淆，甚至小偷和流氓团伙都有其成文的或未成文的行为准则。当文明完全倒塌时，社会将不复存在。当文明很强大并受到广泛支持时，社会将是完整的并具有内聚力。文明不仅对私人的、个体的关系很重要，而且对于与权力和权威有关的关系也很重要。由于议会在没有尊重文明规则的情况下就不能正常运作，因此文明是衡量的政治文化的标准：文明程度高意味着的平稳发展，而文明程度低则意味着运用压迫性统治使公众遵守秩序。多元，特别是当它涉及对抗性的道德观念时，需要极高程度的文明。文明的三个维度对比较政治分析尤为重要。其第一个维度，一方面涉及的是与个人的私密关系有关的行为标准的差异性，另一方面又涉及非个人的公众关系的规范。其第二个维度涉及的是决定地位等级的标准——特别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其第三个维度涉及的是制约人类的攻击行为和处理冲突局面的规范。一个社会在这三个方面的实践对推动或阻碍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所有文化都认识到，文明规范应该因关系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要建立一套处理亲密关系——包括家庭和私人关系——的标准，也要建立一套不同的处理熟人之间关系的标准，最后，还要建立一套标准来处理涉及陌生人的处于的非个人的关系。每个圈子的规则在不同文化之间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在习俗方面完全相反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先例。在美国文化中，关系越亲密就越亲切随便。在家人和朋友之间，人们可以“放松”；在陌生人之间，人们得顾及举止行为的得体。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尽孝的义务和父子、兄弟之间重要的儒家关系意味着在一个家庭中，行为的高标准和恰当的礼仪举止应该得到遵守。不过与此同时，那些被认为很“野蛮”的外来人的粗暴无礼也是能被接受的。中国文化的这一方面造成了亲疏关系的理由。即使亲密关系的标准具有在形式上别亲疏的性质，中国人还是渴望这种具有推测性的安全的亲密关系；与陌生人的关系却往往充满不信任和怀疑。在局部尝试着去克服这一困难的过程中，中国文化为以下观念留下了余地，即人们能够瞬间变成老朋友，从而自称从陌生人变成了亲密朋友。然而，儒家文明不支持面对面的遭遇战，这对于参与式而言不是一个有利条件。
对于的发展而言，文明规范必须推动正面规则来支撑一系列广泛的非个人关系。在一个人们被期待着主要对家人和朋友诚实和有助益、而对外人则可以随心所欲地欺瞒拐骗的传统社会，其普遍的行为实践是不支持多元的。值得关注的是，儒家所讲的五种重要关系——从父子、兄弟、夫妻、邻里到君臣，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非个人关系这一广泛的领域。这种在更广泛层次上的人际联系的缺失使得孙中山说：“中国是一盘散沙。”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社会在家庭、宗族和个人关系之外显示出了极低的社会整合度。
东南亚文化往往拥有详尽的指导非个人关系的规则，但表述这些规则的话语几乎总是具有等级色彩，因此它们是说明文明的第二个重要维度的例证，即这些规则是关于上下级应该如何处理其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向权威人士表示尊重和服从，以及有权势的人应该如何对待弱势者，关于这一点，各文化各有不同。美国人很小就学会了应对父亲的权威的最佳策略——要么依照他的意愿行事，要么通过指责他“不公正”来挑战他的正义标准。对于超乎寻常地关注平等的美国人而言，这就是其训练场。美国人力求与权威人物友好相处，甚至成为直呼其名的朋友，希望与他们打成一片从而使他们减少其威严感，他们也试图压制任何不公正的情况，尤其是在没有平等运用规则的情况下。在所有的亚洲文化中，盛行的恰恰是完全相反的规范。人们被期待着注重礼节和举止得当，而只有天真的人才期待公正和被公平对待。亚洲人认为，那些拥有权力的人会为他们自身谋取最大利益，无论是公开偏袒亲信还是羞辱弱者，目的都是保住他们的位置。
此外，所有亚洲文化在上下级关系中都践行美化上级尊严的文明仪式。在这些文化中，尊严是权力的本质。其结果是拥有权力的人对于其地位面对的任何轻微的或隐含的挑战都超级敏感。其政治的作用是加强主义的规范，并使竞争性必不可少的对抗性关系变得混乱。
上下级关系，特别是在东南亚最为重要的庇护关系，在社会资本的形成方面告诉了我们很多东西。然而，在转向这个主题之前，我们需要考察文明的第三个维度——对攻击行为的制约。需要强大的规范来处理分歧和制约攻击的本能。
由于东南亚国家对攻击性行为有着特别强烈的忧虑，因此，指导社会行为的主导性规则强调的是对任何攻击性情绪的苗头都要加以压制。缅甸和泰国社会都抱有如下的强烈看法，即既然人们很容易被煽动而采取暴力，那么，在对待他人时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对于别人的暴力反应，人们能责备的只有自己。例如，爪哇人赋予“阿鲁斯”（alus）这一理念极高的价值，它指的是以一种“纯粹的”、“高雅的”、“精致的”或者“文明的”方式行动。在相同的精神气质中，行为决不应该带有“卡萨”（kasar）的不光彩的性质，它意味着粗鲁、粗劣和粗野。行为要优雅和合礼，对强烈的感情要压制，对于这些方面的强烈关注可能对是不利的。因为这会迫使人们掩饰他们真正的感情，迫使他们从众，迫使他们检测装站到他们并不真正支持的立场上。对攻击性行为高度压制的需要意味着，在马来西亚和爪哇社会中过激反应常常发生。“杀气腾腾”（to Yun amok）毕竟是一个马来西亚的词汇。
不仅是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还有在泰国和缅甸，反对表露出任何敌意的传统规范是如此严格，以至于政治对抗性几乎不可避开是极度短暂的。既然这些社会不承认政治反对派有任何合法的表现机会，所以，对于这些社会中的持不同政见者而言，要想在不引起任何不快的情况下提出异议是很困难的。这是一个要么全有要么全无的困境。
总之，尽管文明是一个包含了整个社会的社会标准的很宽泛的概念，但是它的规则也能够非常精准，就是集中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那些以权力为基础的人的关系。因此，在将一个民族的一般性文化与其政治文化相连接时，文明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亚洲文化有着详细的个人文明的标准，但是在对政治文化极其重要的非个人交往方面却非常薄弱。亚洲文化对上下级关系有着清晰的标准，但对于平辈之间的行为鲜少有指导，而后者对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他们对任何对抗性的苗头都过度敏感，这对于政治竞争的合法性而言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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