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摘 要： 阿伦特考虑的不仅是个人的恶的理由，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恶的理由，根本的恶是极权政治体现出的绝对的恶，平庸的恶是肤浅和无根的恶。在反思政治之恶时，阿伦特追溯到康德的政治哲学，发现了扩展思维和共同感，要求公民具有政治深思的能力，进而进行政治判断，从而重建公共政治领域，进而克服政治中的恶。
关键词： 根本的恶 平庸的恶 深思 政治判断
希特勒治下的德国摧毁了社会道德，进而导致了欧洲社会道德的全面解体，不只是在迫害者中间，在受害者之间也是如此，人被彻底虚无化，人失去了作为人的存在。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灭绝人性的统治下发现了两种不同却有紧密相关的恶：根本的恶和平庸的恶。
一、根本的恶（the radical evil）和平庸的恶（the banality of evil）
阿伦特的论述中，根本的恶被用来描述希特勒治下的德国空前的恶，在没有政治标准、历史标准和道德标准的社会，人只是被卷入政治现实中。人类的理性面对的是彻底的虚无，虚无感吞噬人的存在感，失去了对存在的反思，导致人类理性的无力，这种虚无是历史主义、诺斯替主义和浪漫主义造成的。根本的恶在集中营里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彻底的虚无灭绝了人的理性，人成为了一种纯粹的物。根本的恶灭绝了人性，让人的发展毫无路径可言，“检测设有一种适应于一切时代的人性，并将这种人性与历史等同，于是宣布全面统治的思想不仅是不人道的，也是不现实的”①。极权主义是对自由的极端肃清，摧毁了作为人之本性的存在；根本的恶把人变成了多余，消灭了人格及其作为个体的人，集中营和政治谋杀造成了有组织的遗忘，在残酷的自然状态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
极权主义使个人脱离社会，并进而接管整个社会，从而制约和威慑个人。极权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极端、最虚无和最绝望的统治形式，作为一种有预谋、有组织的集体犯罪，是一种绝对的恶、根本的恶。如果没有公民对政治的恶的无底线回避就不可能造成根本的恶，也就是说平庸的个人助长了根本的恶，这种相伴生的恶就是平庸的恶。
没有深思的个人身上弥漫着肤浅和无根的恶，即平庸的恶，被阿伦特用来形容在耶路撒冷受审的艾希曼。尽管以色列努力使人们相信艾希曼就是一个恶魔，但每个人都能看到这个人并不是一个怪物，只不过是一个小丑。极权政治下个人失去了理性深思能力，平庸的恶不是行为或隐藏在行为之后的原则的平庸，而是为恶者心灵和性格的一种属性，不是不残忍，而是再残忍也是空洞的，也即是惨绝人寰到彻底的虚无。平庸的恶与深思不相容，肤浅的艾希曼这一恶的化身，非其天性邪恶，是其失去了辨别善恶和判断是非的深思能力，就是在行事前没有我与自我的对话，人的不深思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身的危害。平庸的恶没有人性的根基，也没有邪恶动机的根基，惊诧于作恶者表现出的恶，会使人们不能对其邪恶的行为进行更深的追究。恶可以采取一种平庸的形式，恶魔般的邪恶并不是犯下弥天大罪的必要条件，在极权政治个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根本，这是在过分集权的政体中都存在的现象。
二、对政治之恶的反思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只有分权制衡才能减少政治之恶，极权是绝对的集权，没有内外的权力制约，极权政治必定产生更多的政治之恶。极权政治之恶破坏了人之间的社会，使人失去了区分善恶是非的重要标尺，根本的恶不能避开，当然也是不可宽恕的绝对的恶。艾希曼身上所表现的平庸的恶，不是出于憎恶而作恶，而是没有理性深思的结果，是可以规避的。阿伦特考虑的不仅是个人之恶的理由，更是整个社会结构之恶的理由。极权主义在道德上是可憎的，令人感到反感、恐惧和厌恶，它试图摧毁人之为人的根基，使个体的人及其全体变得多余和彻底的虚无。希特勒犯下的恶是一种大恶，但其出现具有偶然性，一个个的偶然汇聚成的历史的必定。根本的恶源于人性，只要有人及其存在的社会，就一定存在这种恶，不管是否有邪恶的当权者，它都潜在地存在于人的心中，人心中都有邪恶的一面。有了根本的恶，也有邪恶的当权者，也不一定会造成社会道德的全面解体，恰恰是平庸的恶的参与造成了社会道德体系的瘫痪。根本的恶是极权统治下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的一个根本的理论上的理由，平庸的恶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同谋。犯罪是严格个人的，阿伦特反对集体犯罪的说法，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但所犯的罪是确切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避开恶与深思这一心灵活动能力密切相连，使人犯下深重罪行的，并非是个人的愚蠢，而是无深思的秉性，不深思使得个人表现出惊人的恶。只有深思才能成就不行恶的人，通过深思得到信仰进而抵挡作恶的诱惑，即在事件发生时进行良心的理性深思。阿伦特为深思政治之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策略，也为在极权政治下个人该承担何种道德责任提供了新的标尺，进而构建起以深思为核心的个人责任，让自由实现回归。
三、克服政治之恶的路径
魏玛共和国的失败让阿伦特深刻认识到，只有法治并不能对抗政治之恶，没有思想的人可能会成为制造灾难和行兽行的恶魔，理性深思的能力是抵挡政治之恶的屏障，不仅是道德性的活动，也是政治性的活动。为了调和思想中的矛盾，阿伦特追溯到康德，在康德的政治哲学中发现了：扩展思维和共通感。深思是一种人区别于动物的独特能力，是人与自我无声的对话，当一个独处的人比任何时候更多地回到自身，人应先和自己成为朋友，需要不断自我追问，站在自己的对立面对自我发问和批判。深思只有依赖别人才有可能，因为人是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存在，深思具有政治性和公共性，这就要求运用具有中立性的扩展思维。扩展思维使公民在这个世界中彰显，其标准就是作为旁观者，做到与利害无涉、不参与其中和远观性。共通感是个人形成政治判断正确与否的标准，从而保证个人主观判断的客观有效性，影响并给与人类愉悦，是人类情感最基础、最普通的情感。共通感就是在判断中要诉诸每个人的东西，正是这种可能的诉求给与判断以有效性。作为一种情感它是一种私人化和不可传达的东西，实际上是根植于政治共同体的感觉，通过考虑其他人及其情感的反思加以传递，从而可以交流，个体的人在共同体内对其他人的感情，用于区别私人感觉，强调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来判断，只有承担了作为公民的责任，才可能克服政治之恶。在政治生活中提高政治判断力，进行政治深思是处在政治共同体之中的公民的基本素质，如此才能自觉地抵制政治之恶。只有在政治生活中，个人才能被表达为自由或非自由，个人只有在政治共同体中才拥有自由的权利，有判断就有自由，有政治判断就有自由权利。政治判断可以最大限度消除极权政治之恶，但政治之恶是不可能根本消除，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人类社会发展。如果国家是必不可少的恶，那么极权国家却是可以避开的多余的恶，政治的目的是最大限度的消除恶，如果良好的政治体制是克服政治之恶的外在保障，那么具有责任感的公民才是内在要义。为了抵制极权政治之恶要求公民进行政治深思和政治判断，重建政治公共领域，只有在这个光亮的表象空间论阿伦特对政治之恶的反思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个体与他人、与世界共在。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注解：
① [美]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 2008年版，第5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