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原创关键词：科学；史学研究策略；音乐史；多重证据法
一、科学的史学研究策略之建立
“多重证据法”作为一种科学的史学研究策略，源于王国维先生在20世纪初，根据甲骨文字的释读成果而提出的进行古史研究所运用的“二重证据法”，即用文献资料与考古文物相结合后的策略，来证实客观的历史实在。一方面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立义必凭证据”、“孤证不为定说”的考据学传统，一方面他积极采用西方近代史学的研究策略，结合一系列考古发现的新材料，对中国古代史进行考证，开辟了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新道路。
证据法又分为内证、外证、直接证据、间接证据。间接证据是指本身不能直接证明主要事实，而需要同其他证据结合起来才能证明事实的证据。直接证据，无需经过复杂的推理过程，直接即可证明。“多重证据法”，顾名思义，就是结合不同材料、多种证据对研究对象进行考证的策略，而且所搜集、整理的材料和证据必须是有科学依据，是要经得起验证的材料。
21世纪以后，随着大量西方民俗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相关著作引入中国，并纷纷建立相应的学科后，一些人类学家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一种新的科学的研究策略——“多重证据法”，即对“文献典籍”、“文物考古”和“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与策略进行综合的运用。
二、在音乐史研究中的科学运用
1.材料的收集和运用
在中国音乐史的研究中，“多重证据法”的应用，可以狭义的理解为是用文献史料、文物以及传统音乐中“活”的材料，相互支持、印证。文献史料包括文本文献和口述文献，是史学研究中的基础和前提，尤其是中古音史学中虽然乐谱文本留存极少，但文献史料却极为丰富。文物，即“有形证据”，主要包括遗址、出土乐器、画像、古代乐谱、出土竹简等，可以较为直观、真实的了解古代音乐的相关内容。传统音乐中“活”的材料如西安鼓乐、山西八大套、福建南音等都较好的保存了古代音乐的本体材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最直观最重要的资料。
因为音乐艺术，与美术不同，它是一门时间的艺术，它本身具有很强的技术性，仅凭语言文字并不足以将它完全保存下来。而文物也是静止的“有形证据”，它的年代需要借助其他学科进行判断，即使可以断定年代，但它是如何奏响哪些美妙旋律，无从而知。对于现存的“活”材料而言，它蕴含着一定的古乐因素，但是在历史复杂的演变中，它受朝代的更替、民族迁徙、文化风气的转变等多方面影响，对于其源头的确立，以及中间的变异程度，也是非常难以攻破的课题。
可以说三者各有优势也各有不足之处，所以在音乐史学研究中需要将各种材料相互印证，取长补短，不能倚重倚轻，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确定谁更可信。只有具体理由具体分析，合情合理地、准确地使用真实、正确的材料，才能使研究结论更加符合客观事实和内在规律。
2.多学科的相互依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广义的“多重证据法”是指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借鉴和参证。音乐史研究应当打破旧有的单一模式（文献史料），从多角度来深思研究音乐史的相关理由，将各种材料，甚至是不同学科相互融合。如民族音乐学的建立，就大大推动了音乐史学的相关民间音乐材料的收集整理，以及相关研究策略的借鉴和引入。民间音乐十大集成工作及各种民间音乐实地调查，为古代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活”材料，抢救整理了大量民间传统音乐资料和珍贵的曲谱文献音响资料。在田野工作中，还应当注意到对少数民族音乐资料的收集、研究。70年代学术界在对裕固族民歌进行搜集和调查时，偶然发现它与匈牙利民歌的曲调完全相同，经查阅裕固族的有关文献记载，得知其祖先与匈奴有密切关系，通过与西方的历史文献相互考证，对匈奴族在公元9世纪，东迁欧洲定居这一史实进行确认。进而得知二者的曲调相同的历史渊源。较好的运用比较音乐学的策略，对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音乐文化发展历程相互比较研究，发现其中的共性规律和个性特点，是对中音史学研究的极大帮助。
除此之外，考古学、文献学、音韵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学科，都可以与中音史研究相互融合、渗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主观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首要任务就是了解“实事”，掌握史实，从事实出发，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事实出发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原则，离开既有的历史事实，就不会有历史科学。无论是文化史、哲学史等，都摆脱不了历史史料和历史史实的研究。音乐史是一个综合性的历史理由，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能脱离其他因素，孤立的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的研究理念，从理性上、从证据上、从实践上审视音乐，不仅重视民间音乐研究、乐律实验、音乐考古和古谱解疑的实践，还要注意与文献资料的相结合。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在慎重考证各种材料的基础上，尽可能使用多种史料，联系多种学科，进行综合研究，不能脱离实际的死板硬套。在这方面，音乐史学大家杨荫浏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好的范例，他撰写《史稿》时，就运用唯物史观，提出音乐是人民的音乐，音乐具有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