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文学，走出“雾”区-turnitin论文查重

不可否认，贯穿2013的最重要的自然现象就是雾霾，人们对其挥之不去，甚至心生恐惧。而雾霾理由的根源实际上又是社会理由。雾霾现象使得许多理由在迷迷茫茫中复杂化，这一年的文学当然也是在一团迷雾中探索和前行。无论如何，年终回首这一年的中国文学，步履沉重，却也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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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中国文学的序幕，显然是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激动中拉开的。不管有多少人对此说三道四，不以为然，他总算是圆了许多中国人的一个文学大梦，让人们看到了中国文学被世界接受的美好前景。诺奖的舞台上终于有了真正的地地道道的中国籍人的位置和声音。而莫言能否代表中国文学的高度以及能否成为中国文学未来的方向，也同时贯穿了整个2013的文学界话语。此外，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个重要事件，就是刚结束，中国作家协会网站为旅法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先生的“中国作家”明（承认其双国籍），并恢复其中国党员。如此的包容胸怀，无疑为中国文学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和坚实的步伐走向世界表明了态度。
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有两我国文学，走出“雾”区论文资料由论文网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转载请保留地址.个重要的文学活动值得关注。
一个是由《文学报》主办的“创作与评论如何良性互动”座谈会。作家、评论家就如何重新认识自己的存活环境，如何在创作和评论之间建立起建设性的对话关系，创作和批评该怎样提高各自的原创力等话题展开探讨。面对世界范围内文学话语的竞争，面对原创力匮乏的理由，文学创作如何走出疲软？可以说是对文学方向的一种寻找。范培松教授明确提出创作和评论“都要坚持艺术至上”的观点；我觉得创作与评论需要有一点艺术想象……现在是不是真正做到“艺术第一”了呢？我认为还没有做到。因为有太多的东西在干扰。我常常在一些报纸上看到把三等的东西当作一等来评论，这让同行和读者都失望。我认为这点大家一定要有共识。所以做文章真正要发出一点自己的声音虽然很艰难，但还是要坚持艺术至上。作家、批评家要有艺术理想，坚持艺术至上，在当今的市场化时代实在是太值得大力张扬了。
另一个重要活动则是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和《文学报》联合主办，并由《文艺报》《深圳特区报》等共同参与的历时近一年的“人文精神”再讨论征文。这一活动在时间点上接续二十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而在精神主旨上又是力图为未来的文学发展寻找一种灵魂和一面旗帜。活动收到三百多篇文章，并于九月召开专题研讨会。提出，我们的文学，总应该有一种统一的精神，或者有一面共同的旗帜。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虽然各个流派分化得很严重，但他们有启蒙和救亡的统一旗帜。大家在批评观念和主张上各不相同，甚至严重对立，但是，他们的大目标和大方向是根本一致的。而在当下的环境中，我们的文学是不是也应该树起一面旗帜？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重拾人文精神，重建人文精神作为文学的共同的根本的使命。这也是否可以看作是对文学大方向的一种认定。清华大学肖鹰教授认为，当下谈人文精神，最重要的还是要面对一个资本化的文化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将资本化的文化界理解到位，也才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把郭敬明这样似是而非的青春文学解读清楚”。对他而言，“作为人文学者，我们现在要做的工作还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把文学从资本那里做一种解读和解救，人文学者的使命和责任，还是让文学回归心灵、回归自我、回归精神”。那么，市场化和资本是否就真的完全否定了人文精神的价值、挤压了人文精神在社会生活中的空间？市场化与人文发展究竟能否并存？即使肖鹰在忧虑文化市场化的同时也承认，市场化本身并不是坏事，市场化实际上和人文发展是并提的，一体两面，市场化强调尊重个体，以个人的价值为中心，这正是人文精神的其中之义。《上海文化》主编、评论家吴亮则认为，当下的社会生活实际中，人文精神的理由其实正在于一切都不够市场化，或者说没有做到真正自由的市场化。在他看来，人文精神的失落并不是市场经济、资本造成的，更重要的是当下的中国用科斯的话说“思想市场”没有开放，“为什么这些年来中国原创力严重匮乏，为什么不出大师？就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思想竞争的社会”。他表示，人文精神的重建在于人的思想、内心价值的重建。
从理论上，雷达的《重新发现文学》，在接近年末的时候以整版篇幅在《文汇报》发表，专门讨论当今文学的自信力。他认为，在文学与阅读，文学与影视，文学与新闻，文学的传统优势领域与城市化潮流之间，均出现了新的关系和变化，但文学的审美特性不会被外在的喧嚣裹挟而去。随着时代对创新的呼唤，文学需要自我觉醒，需要寻觅更新颖的表达方式，以至在这个被网络架构，被信息塞满的时代，找回中国文学的自信力。颇有些拨云见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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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上，一个很大的亮点是一批大牌名家再度发力，作品以厚实老辣见长。如《这边风景》是作家王蒙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农村劳动期间创作的长篇小说。这部尘封四十年后付梓的作品一经推出，便引起了文坛内外的关注。小说以新疆农村为背景，从公社粮食盗窃案入笔，用层层剥开的悬念和西域独特风土人情，为读者展示了一幅现代西域生活的全景图。同时，也反映了汉、维两族人民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生活，以及两族人民的相互理解与友爱共处。艾克拜尔·米吉提的评论认为，《这边风景》中的“小说人语”是一种古老章回体式的推陈出新。在寥寥数语间，既体现了作者今日的视野，又将几近淡隐了的当年时空自然衔接起来，似乎更加凸显了陌生化效果，给小说注入了别样的韵味。
作家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新作《日夜书》以知青年代为背景，关注青年知识分子、工人、个体户乃至官员，描绘一代知青的群像和命运。艺术青年大甲、“精神导师”马涛、农村“大哥”郭又军……形形色色的人物在社会变迁中拥有着各自的人生轨迹，又在不自觉中拥有着有形无形的交集。有评论认为，《日夜书》在新和旧的交替往复之中，韩少功玩起了文学历史化、去历史化和再历史化的博弈，却始终忘却不了描绘当代生活精神图谱的冲动，也忘却不了探索当代思想境况的使命。因此，可以说韩少功是在借助知青一代生活之酒杯，浇自己心中将当代生活再历史化的块垒。作家王小鹰的长篇小说《检测面吟》演绎了一出以唱词勾连越剧演员数十年跌宕人生的现代折子戏，王小鹰从小痴迷戏剧，幼年时即熟知许多唱文片断，青年时更一度考入杭州越剧院。作家的视角，戏迷的情结，对时代悲欢的深切感知，使其将几代越剧演员的戏曲与现实人生铺展得从容深刻，摹写得荡气回肠。
余华的《第七天》一出，很快成为争议的热点。太多新闻事件的罗列，使得大家对文学如何贴近现实的理由进行了深入深思。严歌苓的《毕业歌》以其父亲早年的经历为原型，讲述了父辈们的青春、革命和爱情故事。严歌苓首次尝试“谍战题材”。沿用自我暴露式写法，寄寓了对祖父那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境遇的探寻，也间接表达了对知识分子身上的坚韧与理想的仰望。
多年经营长篇小说的贾平凹，在去年末刚刚出版《带灯》之后，今年贡献了一部短篇小说《倒流河》，小说中，贾平凹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块土地，又做了一次深情回望。以他非凡的语言才气，描写在西北这块土地上过活的人们的朴实与率真。而散文家赵丽宏、乔叶分别创作出长篇小说，显然是深厚文学功底的展露。毕飞宇、铁凝的短篇小说也是今年的重要看点。张洁的《流浪的老狗》，虽然只是一本旅游摄影随笔。但其表达的人生感悟极其厚重，表现的是人生的行走与寻找，是寻找心之所依，寻找魂之所系。只有在行走中，或将自己的瞳孔聚焦于天宇，并力图穿越天宇，去阅读天宇后面那本天书。
这样的一批重量级作家集中出场，无疑显示了他们依然充当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主心骨。但是，面对这样的重要现象，无论是理论界、批评界还是这些作家本人，都要起码深思两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这样一些重量级作家的坚守和发奋，能否挽救当下的文学危机。在微阅读、浅阅读，以及碎片化信息泛滥和包围的大环境下，他们这一代和一大批主流作家，究竟还能不能让主流文学依然成为文学的主流。第二，这些重量级作家中，有几位在创作上是耕耘不断、作品频出的。那么，对于这样的作家来说，我们更需要考量的是，他们的每一次新作，有没有对以前的旧作有所超越，有所突破。因为，作品数量的增加，对于他们这样的作家来说已经没有多大作用，而艺术境界的提高，文学价值的提升，无论对于他们本人的层次和高度，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是最为急需的。
那么，如果从这样两个角度来整体审视2013年重要作家的作品表现，应该说，还是并不令人满意的。比如贾平凹的创作，虽然佳作频出，但是正如许多批评家所指出的以及广大读者所感受到的，他近年来的作品基本上都在一个相同的水平上甚至是在完全低于他自己的高度以下徘徊。尤其在莫言获诺奖以后，他更需要反思自己与莫言的差距到底在哪里。其实这一点也是许多和贾平凹同等水平的作家需要共同深思的，他们的下一部作品，如何跨上去一步。这也正是新的一年以及此后的几年中，我们的重要作家所需要特别付出和进一步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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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生机勃勃的主力军，更年轻一些的作家正在集体成熟。曾经诞生了“三驾马车”的燕赵之地，又冒出了“河北四侠”。张楚、李浩、刘建东、胡学文，本年内被李敬泽隆重推出。队伍较庞大的“浙军”“陕军”都在重振旗鼓。新一代海派滕肖澜、薛舒、凌寒等女作家表现强势。都是本年度特别突出的文学现象。年轻作家的大批成长是可喜的，而在当下的特殊媒介生态和文化环境中，对于年轻作家的支持和扶植却是我们的社会尤其是文化管理部门需要极其关注和研究的。从世界范围来看，纸质媒体已经走在日渐衰亡的路上，对于这些还能坚守在传统文学领域的年轻一代作家来说必定会充满艰难。所以，不要让这些年轻作家完全靠自发生长，甚至自生自灭，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保护和条件，让他们能够更加快速一些地走上莫言、贾平凹那样的高度和地位，甚至超越他们那一代，是应该拿出一些有效举措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年的年轻作家中非虚构类作品更加引人关注。《看见》是知名记者和主持人讲述央视十年历程的自传性作品，既是个人的成长告白书，某种程度上亦可视作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在这部作品中，她记录下淹没在宏大叙事中的动人细节，为时代留下私人的注脚。一如既往，看见并记录下新闻中给她留下强烈生命印象的个人，每个人都深嵌在世界之中，没有人可以只是一个旁观者。
2011年1月和7月初，因为非虚构作品《中国在梁庄》而被称为“当代乡愁的记录者”的青年作家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城市，采访他们，并创作了《出梁庄记》。梁鸿表我国文学，走出“雾”区由优秀论文网站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示，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而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的兴起的必定性。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梁鸿说：“我想通过我的行走，我的眼睛，去深思、理解梁庄到底发生了什么。”
纪实类作品的火爆已经有年，尤其是历史类和人物类作品，曾经广泛流行。而年轻作家直接切入当下现实，直接沉入社会底层，关注一个个的民生事件，一个个的百姓平民，还是特别值得我们的全社会共同关注的。
2013年，“年少成名”的青年作家蒋方舟出版杂文集《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这是她二十岁后推出的第一部作品，也让她一下子从“正常上下班的工作状态”到了“整天上台做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的日子，蒋方舟表示，“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这句话首先是总结自己，另一方面也是总结同代人的，没有经历什么大时代、大事件、大转折、大历史，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事件去决定、去转变一代人的共同情感。所以我们在历史的存在感中，几乎是缺席的一代人。她也坦言：“我们这一作者，不曾灿烂，已经疲倦了。‘50后’‘60后’作家交递来的文学的接力棒，目前的‘80后’作家里没有一个露出能够稳稳接过的迹象，一个都没有，更毋论一代了。”这样的理由的确是个非常实际又非常严峻的理由。文学的未来真的传递给这一代人的时候，缺乏社会重大动荡亲身体验的作家，能否创作出具有灵魂震撼力的作品？还是只能表现风花雪月以及小时代，这是我们不能不深思和研究的理由。4
在批评界，值得关注的是一批“80后”批评家集体亮相。由陈思和教授主编的“80后批评家文丛”隆重推出八位年轻批评家的批评文集和专著。包括金理《一眼集》、杨庆祥《现场的角力》、黄平《贾平凹小说论稿》和刘涛、周明全、何同彬、傅逸尘、徐刚等人的力作。这套丛书整我国文学，走出“雾”区由优秀论文网站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体显示了新一代批评家的活力和锐气。
另外，上海大学创意写作中心召开的长篇小说《后土》研讨会倡导“不讲好话”的批评，拒绝吹捧敷衍，力图避开文学研讨的流弊。《文学报》主编陈歆耕深有体会地谈道，现在文学研讨会总体上是说好不说坏，“哪怕是很一般的作品大家也拼命说好话，哪怕是有一点不足也是跟在大堆的好话后面，声音比较洪亮地提出批评意见的是很少的”。这样的文学批评应该有所转变的。
在新媒体的利用方面，微博的式微和微信的走红无疑是2013年网络新媒体发展的重要现象。网络信息传播的推手从公媒体拓展到了自媒体。传统主流媒体也紧锣密鼓地建设新媒体平台，各类微博、微信纷纷亮相。最有代表性的，是老牌杂志《收获》开辟了微信平台。通过微信平台，推送纸质版作品中最精华的部分。在国内外许多传统报纸都面对停刊、死掉的大背景下，文学杂志向新媒体靠拢应该是大势所趋。不过，传统文学杂志对于新媒体的利用，还需要研究按照文学规律和审美特性加以操作，切不可简单化的照搬模仿，要把网络思维和文学思维结合起来，独创文学化的微信体式或新媒体模式。
就整个世界范围的文学而言，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夺得20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后，再度引起了全球性对“短篇小说”的关注。短篇小说曾经沦落到2012年的人民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空缺，今年却突发短篇小说热。各大文学杂志纷纷抢滩短篇小说，各出版社也把短篇小说集的出版作为重要选题。今年的人民文学奖也由两位大牌作家获短篇小说奖，分别是贾平凹的《倒流河》和毕飞宇的《大雨如注》。而且，短篇小说热也迅速波及到网络文学，由上海作协等单位主办的“2013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好作品”评选，两位“90后”作者张晓晗和三三的短篇小说集夺魁。表明网络文学在表现形态上不再单一地以大长篇作为其圭臬。而中国小说协会又专门举办全国短篇小说征文大赛，更有意识地为短篇小说繁荣推波助澜。这样的阵势能否让短篇小说在世界范围猛火一把，令人期待。而短篇小说的全球性复兴，是否也是新媒体冲击下，人们阅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所注定的文学的一种必定！
（本文部分内容引自《文学报》《文艺报》各期，专此致谢。）
郝雨，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北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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