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移民社区建设中政府行为文化经济协同

摘要:本文选取新农村建设的代表——广西省平圩民族移民新村作为调研点,从移民社区发展中政治主体经济行为的权力感知、文化认同、制度设计、权力制约、政治信任等几个方面进行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民族地区移民社区中政治主体的经济行为受着自身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正式化权力网络与地方精英权力的制约,同时这些制约因素又会反过来影响着政治主体的经济行为。
关键词:移民社区;政府行为;文化经济协同
经济增长是一种复杂的现象,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学界将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归纳为资本(k)、劳动(L)、技术(TEC)、人力资本(SK)、自然资源(NR)和经济结构变迁(△STR)。在20世纪70年代,受约瑟夫?熊彼特思想的影响,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制度与文化,也被纳入了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范畴。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有形要素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规模也越来越大,文化的重要性不断凸显,制度和文化更进一步的进入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1]文化和制度成为经济增长与行为产生的主要因素。“从一种失败了的制度体系混乱地转向另一种社会经济秩序的经验确凿地说明,高生活水平不会自动产生,他们依赖于协调经济博弈的规则”。[2]移民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行为,其产生与效力同样依赖于行为背后的制度规则博弈。

一、调查点的选择与问卷的设计发放

百色水利枢纽工程水库正常蓄水位228m,淹没土地面积10012km2, 工程总移民约3万人,工程移民总投资共计26170亿元,占枢纽工程总投资的45%,涉及广西百色市右江区、田林县的9个乡镇32个行政村105个村民小组的1196万人,移民投资17135亿元。其中又属百色市右江区的移民安置任务最重,其搬迁人口占全右江区农业人口的8%左右。由于库区耕地肥沃,水利条件好,水库淹没给库区经济发展带来较大损失。阳圩镇平圩民族新村地处滇桂两省交界处,是因百色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而新建的移民新村,经过8年的发展,这个由101户壮族同胞构成的移民村在当地政府协同治理之下,成为了百色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龙头村,因此,选择平圩民族新村作为调研地具有指导性作用。
问卷针对以市级政府、区级政府、乡镇级政府和村两委会为代表的行为主体文化经济协同这一研究主题,从移民社区发展中政治主体行为的权力感知、文化认同、权力约束等几个方面进行问卷设计。调查问卷以实地发放为主,共回收调查问卷132份,其中,州级政府部门回收67份,县级政府部门回收34份,乡镇级政府部门回收21份,村级部门回收问卷10份,问卷回收率占所调查区域四级政府移民相关部门在职总人数的50%以上,132份问卷均回答完整,有效率为100%。

二、政府行为外在制度的微观分析

工程建设社会效应与经济效应的充分发挥是和移民社区的良性治理分不开的。移民社区治理是一定范围内多元权力主体针对地方经济生活公共事务或共同事务进行协同公共管理的过程。在这个行动过程中充斥着各种权力。根据权力主体形态,可以将这种权力定义为权力系统中占有优势资源的人在促成工程运转和社区政治、社会生活的一致行动中运转支配行为的能力。在市级、县级、乡镇级和村级权力机构中,乡镇级执法机构和村级执法机构是社区基层治理的核心,是政策实施的关键性组织。由于民族地区的移民社区中居民的传统社会网络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等因素自然形成的,不同于工业社会的社会分工。执法机构要使各项基层社区治理活动得到顺利开展,需要考虑到移民社区固有的小传统,尊重社区固有的社会网络结构。权力主体的社会网络系统呈现出国家行政机构——社区精英阶层——普通居民三个层面的“差序格局”特征。其中,国家行政机构可以称之为体制化权力,社区精英和居民集体移民社区建设中政府行为的文化经济协同由优秀论文网站www.shuoshilunwen.com提供,助您写好论文.可以称之为内生化权力。由于权利主体的社会网络系统包括了多个层级,因此,在权力的实施过程中需要调和不同利益主体的相互冲突,并采取持续性的联合行动。在多样化的社会网络组织对移民社区经济生活公共事务进行共同治理的过程中,权力运转呈现出上下互动和多元纵横,它既包括运用权利迫使他人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级政治主体之间非正式化的制度安排。

(一)移民社区治理中的多层级国家形态公共权力的运转状态

政府内部网络中多层级政府在移民社区发展与治理中的公共权力实施状态各自呈现出什么特征?
首先,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1)来看四个层级政府在执行移民社区发展政策时对民族文化与地区经济的关注状态。
上表数据是根据各选项重要性程度排名第一名上所占比重最大的选项进行整理。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四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运转状态存在差异,其中,市县级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对投资利用率考虑较多,其次是地方财政贡献率和居民收入提高,作为百色市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工作的第一、二层级,市县级移民管理机构对移民社区建设中的投资回报比较关心,并希望在国家项目资金扶持的基础上利用多方融资提高水利水电工程建设与移民的资金投入量。相比乡镇级和村级基层行政单位,市县级移民管理部门在执行移民工作的相关政策时对当地文化的介入性考虑得并不多,更多的是注重经济效益。在执行移民政策相关法规时,市县级行政部门对成文法考虑得比较多,基本不太考虑传统民族社区的文化约束,相比较而言基层乡镇级和村级部门在执行具体政策时则更加关注民族社区的传统文化体制,虽然成文法是首要的行为规范,但是注重将成文法和少数民族的传统观念、制度、习俗相结合来实现移民治理。随着地域的变化以及移民新村建设中与外来文化、外来社会结构的融合,传统的习惯法基本已经消失殆尽,政府在工作中几乎已经对习惯法不再考虑了。
其次,再从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2)来看四个层级政府执行移民社区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时结构内部各自的权力执行状态。
上表数据仍然是根据各选项重要性程度排名第一名上所占比重最大的选项进行整理。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移民社区治理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四级政府机构的权力运转状态仍然存在差异:相对来说,四级政府在执行政策时受上级部门相关政策的限制性都比较大,其中乡镇级和县级受到的制约表现得更大一些。而乡镇级政府和村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又表现出村级的集体性力量呈现较大作用力,村级力量对县市级政府构成的压力主要是通过集体的形式来表现。对于直接面向基层的行政机构,政策执行压力则主要是通过村民集体的自组织形式,个体的力量在这一层面并不是最主要的。在现行体制下,个人的利益在政府层面并不能引起强烈的重视,但是相比较而言,越是基层,受到来自个体的压力越大一些。与此相关,在各级政府执行相关政策时,市县级政府考虑得更多的是规章制度,严格按照既定的政策办事,而对于乡镇级和村级政府,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面对村级集体力量和个体不满情绪与行为的抗衡,对执法安全和人情就考虑得更多一些。

(二)产业发展中国家权力与地方权力的合作

虽然根据法律规定,在乡村治理和发展过程中村民与政府拥有平等的权力,是法定基础上的事实主体,然而,这只是确定了村民在社区发展中的主体身份和资格。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当前乡村社会成员发生着分化,从某种程度上说,乡村治理呈现的是一种精英治理状态。
民族移民社区内的地方精英可以分成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两大类。体制内精英是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体制外精英有两大类:一类是依靠传统小团体中的声誉而表现出强组织力和强话语权的位居国家权力序列以外的精英团体和个人,另一大类是伴随着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社区经济精英。面对强大的经济力量和外在权力,体制外精英虽然并不具有政治身份和国家写作技巧人意识,但是他们有时候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博弈中会倒向国家权力一边。但当村民利益的丢失达到一定程度和一定人数的临界值时,他们又会倒向村民一边,甚至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和村庄联合起来共同抵御正式化执法组织对村庄集体利益的侵害。
从笔者对民族地区移民社区走访来看,在一些经济发展得比较好的社区中,由于精英个体和村民大众能够从社区发展中获得收益,大多对政府的移民社区治理和后期扶持政策都是支持并合作的,偶尔的不合作也只是个别现象。但是,在一些矛盾比较突出的社区,体制外精英带领民众闹事的现象则比较突出。在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经济收益和利益均沾无疑是核心因素。因此,各级政府在移民社区治理与后期扶持的相关政策制定或者执行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对地方权力的力量也就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表3)。
可见,越是基层单位在移民社区治理的权力运转中对社区精英的依赖性越强,其依赖性在移民社区治理过程中比移民群体刚刚进入社区时表现得更加强烈。由于地区精英具有两面性特征,国家权力要想得到有效实施,需要平衡和利用好这种两面性特点,促成地方权力与国家权力的和谐共生与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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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移民社区建设中政府行为的文化经济协同相关论文由www.shuoshilunwen.com收集,如需论文.]马克·J.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M].张美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50.
[5] 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A].李世涛主编. 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C].北京: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28.
作者简介:黄娅,1980年生,贵州理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移民社会学。严兴,1978年生,贵州,研究方向为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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